 | 一位值得纪念的学者--全椒丘良任先生简介
蒋 寅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导师)
一个人能不能称为学者，不在于有多大的学问，写过多少书，有多大的名气。学者是禀赋特殊气质的人，沉潜专注，孜孜不倦，以求知问学为人生目标，以读书写作为至上快乐。这样的人，就是学者。我认识的学者很多，但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学者的并不多。在这不多的人中，丘良任先生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位。
丘良任先生1912年出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市），父亲丘景章是全椒有名的才子，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后创办全椒中学，泽及乡里。良任先生在故乡度过童年，后就读于著名的南京钟英中学，卢前、唐圭璋、马宗霍等前辈学者曾在此执鞭，良任先生到晚年仍念念不忘诸位先生讲课的丰采。此后良任先生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文学院攻读中国文学，受业于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及其他一些著名学者，打下文学研究的基础。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在南京的中学执教，后多年从事新闻工作，在湖北、湖南的数家报纸任编辑、总编、社长之职。四十年代末受聘于长沙克强学院（后并入湖南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教育岗位。
建国后，良任先生先后在长沙、淮南、北京、贵阳、淮北等地的中专和大学教授古典文学。不幸的是，自五十年代后期直到文革结束，良任先生遭到长达二十余年的政治迫害，完全被剥夺了教学和科研的权利。这段残酷的经历，我从来没听老人提起过，只是从他书房兼卧室墙壁挂的"补蹉跎书室"匾，推想这段生命的空白，不，不是空白，是苦难，给他的沉重记忆和无尽的憾恨。
说起来不无讽刺意味，直到退休之后，先生才得遂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夙愿，而他所有的成果也都是在他离开教研队伍以后完成的。得不到任何组织和单位的支持，缺乏基本的工作条件，研究成了日常最艰苦的工作，同时也成了晚年最大的快乐。谁能想象，一位年届古稀的老人，常年拄杖步行或挤公共汽车去图书馆看书、抄书，以惊人的毅力，在各地的图书馆抄录、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是他最常去的地方，工作人员没有不熟悉这位老者的。有一段时间，我在中科院图书馆看书，每次都碰到丘先生，休息时聊聊学问，谈谈家常。1998年，我集中看首都图书馆的书，还是常遇到老人，他感叹地说，现在科学院图书馆搬得太远，不能去了，好在首都图书馆乘车几站就到，还能来看看。也是看一天算一天，没多少日子能跑了。丘先生此时已八十六岁高龄，我相信世间老而好学的学者肯定很多，但像这样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去图书馆看书、抄资料的，能有几人？所以我心里一直将丘先生作为真正的学者来尊敬。
据我粗浅的了解，良任先生的学术涉及杜甫、吴敬梓研究、竹枝词、历代宫词、诗词理论、民俗学、清史、文学史。
良任先生是性格开朗，胸襟宽广的人，淡泊名利而笃于情谊，视学术为天下公器，常将自己辛勤搜集得来的珍贵资料慷慨地提供给别人。平生爱才若渴，对乡里后学倍加奖掖，手把手地指点年轻学人从事研究，而在浸透他的心血和劳动的最终成果中却见不到他的名字。他每天凌晨即起，书写蝇头小楷一篇，然后就去图书馆看书，回来后接着整理所得资料，一天工作时间超过十小时。这种顾炎武称为"采铜于山"的工作无疑是极为艰巨的，可良任先生却自谦是"拾麦穗"。就凭着这种孜孜不倦、日积月累的功夫，他发掘、整理了民族文化的许多宝贵遗产。他的业绩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一致肯定，《竹枝纪事诗》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赢得广泛好评，中央电视台"夕阳红"节目以"拾麦穗的老人"为题介绍了他的事迹。
2000年8月12日，良任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九岁。辗转病榻之际，我曾前往探望，老人回顾平生，虽历尽坎坷，但毫无憾色。他说晚年过得很充实，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社会；两部书稿已托付友人整理，想终不至于湮没散失。几个子女各有不凡成就，尤其令他无限欣慰。
我和良任先生相识，是在1988年的太原唐代文学会上。十二年来，承先生厚爱，视为忘年小友，常通信问，屡蒙赠书。1998年五月，良任先生曾见示四七年发表于《泱泱》的十首词，说自觉词胜于诗，又戏言身后如有人写文章谈到他，希望能提提他的词。先生病笃，以诗词稿相付，纸墨犹新，而人天永诀。今日正值先生丧满七七之期，回想当时情景，诚所谓"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不觉为之怃然。以我的浅学少识，不足以论先生之词，谨编次遗稿，付施议对词兄刊于《中华诗词集刊》，读者无论知与不知，讽诵之下自可想见其为人。姑以这篇小文略述先生行谊学术，以寄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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