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姓春秋始祖——小霸郑庄公姬寤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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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公墓位于新密市东南35公里曲梁乡，冢高10米，周长125米。因讹呼“寤生”为“墓生”，故俗称“墓生太子冢”。柳溪环其左，风景优美。1987年3月4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郑庄公陵园坐北向南，南北长431米，东西宽123米，占地80余亩，主要建筑有山门、阁楼、牌坊、祭坛、大殿、祭殿、陵墓区、始祖塔等。陵园的建设，对弘扬郑文化，继承先祖传统美德，具有重要意义。 郑庄公因出生时难产，所以母亲姜氏很不喜欢他，起名叫寤(wu)生。武公在位时武姜曾几次建议武公立寤生之弟公叔段为太子，武公未从。武公死后，15岁的寤生即位，称郑庄公。 郑庄公即位于武公为之创建的新都 (现新密市东南交流砦附近之古郑城)。母亲武姜首先发难，为公叔段请封，先要求封在制，庄公以制地有虎牢之险，而且又与周王室正在闹着纠葛而未应允。接着又请封于京，京是故都，需要得力人去镇守，庄公答应了。公叔段少年英俊，很有才华，京城臣民都很爱戴他，称他为“京城大叔”。《诗经·郑风》的《叔于田》《大叔于田》，都是歌颂公叔段的篇章。段在京城经营22年，后因与母勾结，谋叛庄公，被郑庄公击败而逃到共地。这就是《左传》所说《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 郑庄公在解决宫廷内部矛盾的同时，积极扩充军队，广开疆土，先伐卫，又与齐结盟伐翼、伐宋、侵陈，比武公更为激进，俨然以小霸自居，这就激起了周平王的不满。公元前719年，周平王驾崩，桓王即位。桓王对郑庄公不信任，起用虢公忌父取代庄公在朝之职。郑庄公不满，为此闹到朝廷，导致周郑关系恶化，以致弄到周王室与郑国交换人质，就是历史上说的“周郑交质”。周王子狐与郑公子忽，作为人质互相交换。郑庄公又派祭足带人割取温地的麦子，接着又取成周之禾，周郑关系进一步恶化。公元前715年(桓王五年)，虢公忌父正式被任命为周王朝的卿士。公元前 712年(桓王八年)周王室又收回被郑国占领的邬、刘（今偃师南)、为（今孟津东北)、邗(今沁阳西北)等畿内之地，调换了原属苏忿生的12个邑，即温(今温县境)、原、郗、向、樊(均在今济源境)、怀、显成(今武陟境)、攒茅(今修武北)、盟(今孟津东)、阱 (今沁阳西)、聩(今获嘉北)。这些地方，同郑国隔着黄河，实际上是卫、晋两国的势力范围，不仅增加了管理麻烦，还增加了与卫、晋两国的矛盾与磨擦。郑庄公对此耿耿于怀，数年不去朝王。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周桓王免去庄公朝中司徒之职，又亲自带领诸侯联军讨伐郑国，被郑国的祝冉射中肩膀，史称“射王中肩”，当祝冉再射一箭时，被庄公阻止，说：“君子不欲多一人，况敢凌天子乎!”并派祭足慰问桓王，这一方面说明郑庄公作为“春秋小霸”已有能力与周王朝抗衡，另一方面仍作为周王朝之公卿，对周王朝的抗拒是有理、有节的。 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四十三年)，郑庄公病死，享年57岁，葬于今新密市境内。郑庄公治理郑国43年，是郑国的极盛时期，此时郑国疆土，南建栎邑 (今禹卅市)，东建启封(今开封)，北与卫、晋交错，西控巩、洛，胁宋迫许，威加北戎，常受王命伐叛臣，抗王命主公道。郑庄公有功于中原地带的开发与发展。 郑庄公图霸中原之战 在春秋初期，郑庄公为夺取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战争。周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诸侯失控。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强者力图向外扩张，出现了大国争夺对小国控制权的争霸战争。首先在中原图霸的是郑庄公。郑国于周平王二年(前769年)、四年，先后击灭郐和东虢，由于郑地处中原腹地，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国力日渐强盛；加以郑君担任辅佐王室之卿士，政治地位优越，使郑成为春秋初期的主要强国之一。郑庄公继位后，首先肃清国内分裂势力，乎定了共叔段之乱(鄢之战)，尔后采取远交近攻方略，联合距离较远、对其威胁不大的齐、鲁，共同对付邻近的宋、卫。郑国从平定共叔段叛乱之时至庄公去世的二十一年(前722—前701年)间，对外作战10余次，多获胜。较大的作战共6次：周桓王二年(前718年)，在北制大败卫之与国南燕军(北制之战)；六年，大败来犯之北戎军并歼其前军(郑抗北戎之战)；七年，在戴全歼宋、卫、蔡联军(戴之战)；八年，与齐、鲁联合攻占许国并大败宋军；十三年，在葛击败周桓王所率周、蔡、陈、卫联军并射伤桓王(繻葛之战)，使周天子威信扫地，为大国争霸打开局面；十四年，郑又出兵援齐，重创北戎军。至此，郑庄公的图霸事业达到顶峰。 在《左传》的有关描写中，郑庄公是尊王崇礼的。他的一些作为在当时王权日趋衰落的形势下是很受时人称许的。 比如，鲁隐公8年.郑庄公因周天子久已废弃了对泰山的祭祀，就想用泰山旁的初地交换鲁国的许田。鲁桓公元年为此事又增加玉璧给鲁国，才换得许田，以便祭祀周公。可见郑庄公是很重礼仪的。 鲁隐公5年，郑庄公到周都朝拜周天子，周桓王不加礼遇，7年秋，又通过齐人朝王，{(春秋》称其“礼也”。 鲁隐公10年，“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夏5月，郑、鲁、齐攻宋，郑连战连捷，但却将占领的宋足领土全部都给了鲁国。《左传》说:“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道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鲁桓公5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结果大败王师并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郑国大夫祝聊请求追击周王，郑庄公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樱无损，多矣!”意思是说，君子都不愿出人之上。我又怎么敢侵陵天子呢!如果能自救使国家不受损失，就不错了。并且连夜派遣祭仲去慰问周天子及其左右。可见郑庄公是尊王重礼的。 其次，郑庄公具备了当时作为一个出色政治家所必须有的良好素质，但却一直也没有称霸诸侯的野心，更加说明了王权意识、道德观念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郑主公善于纳谏。鲁隐公9年对北戎之战和鲁桓公5年的对周之战，都是由于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而大获全胜的;郑庄公还善于用兵。《左传》是一部善写战争的历史著作，它记载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全过程。在郑庄公活跃的这22年中，((左传》也记载了大小战争无数，其中有郑国参战的就有十多次。除了其他诸侯国攻打郑国的几筑战役没写结果，《左传》中记载的有郑庄公参加的战役几乎都是郑国取得了胜利。如鲁隐公5年，伐燕大败之，伐宋，攻进了宋的外城，石年，“郑伯侵陈，大获”，9年，大败一北戎，10年，大败宋师;11年伐许，齐、鲁、郑联合用兵，也是郑兵率先登城萝同年，“郑、息有违言(口舌之争)，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竞，息师大败而还”，鲁桓公5年又大败王师。如此等等，·《左传》中没有一字提到庄公用兵如何，但通过上述记载，郑兵几乎每战必胜，联系他当初对付共叔段时的沉着稳重，’以及所用的诱敌深入、欲擒故纵之法，郑庄公会用兵这一点是很清楚的。除此之外，郑国在经历了共叔段之乱后内部一直很安定。祭仲、子封等一批大臣围绕身边，积极为他出谋划策。太子和公子们也都相安无事，效力于国家，这不能说与郑庄公的领一导无关。说明郑庄公是颇懂治国安邦之术的。在他身上，具有一种较高的领袖的素质。当时，周王室权力日趋衰微，各国诸侯都在积极行动，谋为霸主。而郑庄公却一直也没有称霸诸侯的野心。作为周王室的执政官，他一心一意辅佐周天子，替他出兵攻打不朝不敬之人，连攻占的土地都不肯据为已有，但却两次被周王夺了权。鲁隐公3年，因为周平王不再信任郑庄公，因而周郑互换了人质。平主死后，周桓王即位却单方面撕毁合约，想移政于孩公。于是郑庄公一气之下派人割了温地之麦，收了成周之禾，一度与周王结怨。但不久又去朝拜周天子。在 “王不礼焉”的情况下，想方设法通过齐人打通关节再来朝王。第二次被周王夺了权，生气不朝王，王却兴师来犯。在不得己御敌且又大败王师的情况下，又派使臣前去慰间周王及其左右。可见为了做到尊王守礼，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当时的道德要求，郑庄公是多么地忍辱负重! 第三，郑庄公虽然尊王崇礼，但并不因循守旧。他的某些行为体现了人们对于主道和礼仪制度的新认识。带有阴显的时代特色， 郑庄公所活跃的时代，正是我国社会的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由宗法制社会向封建让会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宗法制度崩溃、伦理道德沦丧，各种礼仪制度及社会风俗也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就父杀兄、盗母偷婶、背信弃义，统治阶层中的一些腐朽荒淫者真是无所不为。生活主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的郑庄公也难免受到影响。比如鲁桓公2年春，宋臣华父督因见孔父之妻美丽，于是就杀了孔父占有了他的妻子。宋君疡公不满此事，华父督就又杀了疡公。对于象华父督这种杀人夺妻又轼君犯上之人，当时的诸侯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相反，齐、鲁、陈、郑、等国却都由于接受了贿赂而一起扶持建立了华氏的政权。鲁国还把接受的贿赂一从宋国取得的部国的大鼎公然摆放到太庙中，说明当时人们的道德意识已是衰落到了顶点。在这种现实环境中，郑庄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也难免受到冲击。比如鲁桓公6年，北戎伐齐，齐侯乞师于郑。郑派太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当时其他诸侯国也都有兵来救齐，但只有郑师有功。齐侯送来慰劳品，让替周王室主持礼仪的鲁国人分发，而鲁国却按周天子封爵的次序把有功的郑国排在了后面。这种格守等级差别秩序的守旧做法引起了郑庄公的不满，所以才引发了后面郑与鲁郎地之战。周王两次夺郑伯的权，郑伯也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说明，郑庄公的思想认识上虽有较浓厚的尊王崇礼的传统观念，但却不墨守成规。他的思想行为同样也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王权意识的衰落。 以上我们对郑庄公形象作了全面分析。可以看出，郑庄公的思想行为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但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具有较强传统道德观念的人物。他是尊王重礼的。当然，尊王守礼是当时统治阶级用来评价人物的是非标准，它所依据的也是统治阶级的政治观和道德观，这是我们阅读《左传》时所必须注意分析和批判的东西，不能作为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但是它却可作为我们认识人物性格的依据，对全面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有重要作用。所以，在分析了有关郑庄公的大量史实，对其个性特征有了总体把握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郑伯克段于邸》，看会不会得出和前面相同的结论。 发生在鲁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邸》是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人们之所以批评郑庄公，理由有二: 一、郑庄公明知段图谋叛乱，却故意纵容他，让他的罪行发展下去。等他举兵谋叛时，再一瑟将他铲除。反映了郑庄公的阴险狡诈。 二、郑庄公对母亲姜氏假仁假义。他把姜氏赶出宫外，还发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反映了他的冷酷无情，等到颖考叔来谏，他又假惺惺地“阔地及泉”迎回姜氏，说明了他的虚伪。 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在全面了解了郑庄公的性格特点后，仔细分析全文，它们似乎又有站不住脚的地方。文中开头即说:“压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巫请于武公，公弗许。”’可见庄公和段虽是一母同胞，但出生后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庄公是在完全没有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寤生”之责任不在庄公，而母亲的偏心却必然会给庄公造成很深的心理影响。等到庄公即了位，姜氏就出面为段请求制这个地势险要的地方作封邑，庄公没有答应。“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而京作封邑超出了先王规定的法度，“非制也”.庄公是知道的。所以当有大臣来谏，庄公道:“姜氏欲之，焉辟害?”母亲要这样，我又能怎么办?所以就这点看，一做错事的首先是姜氏，而不是庄公。因为姜氏是庄公的生母，段是母亲最宠爱的儿子。母亲的请求可以一次不听，却不能次次回绝。等到段一步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庄公也只作不知，直到段图谋袭郑，姜氏欲为内应，才命师伐之。 这里，流行的观点的确有正确的地方。庄公对段的确是使用了诱敌深入、欲擒故纵的手段。“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明白表示了这一点。以此说庄公老谋深算确不为过。然而，设身处地为庄公着想，这么做又是势之必然:姜氏是庄公的生母，一姜氏要做的事，庄公怎么能回绝?段是姜氏的爱子，如果没犯什么大错就收拾他，姜氏焉能许之?所以，只有任其罪行发展到无可收拾，才能一举根除，免留后患。以此见之，庄公耍一点手腕，是势之所迫。如果不是这样，有姜氏作后盾，权欲熏心的段将作为郑国的隐患而使庄公永无宁日。 庄公平叛之后，将姜氏赶出宫外.“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亲生母亲帮着亲弟弟朔谋用武力夺取自己的政权，不惜弓!起内乱，虽在意料之中，也实在令人痛心。但“既而悔之”。庄公是重礼的。姜氏再怎么不好，也是自己的母亲，母子之情又岂能一旦割舍I所以，当颖考叔“食舍肉”时，引起了庄公的悲哀:“尔有母遗，繁我独无!”一种被遗弃的悲凉溢于言表。所以他欣然接受了颖考叔的建议，“阔地及泉”迎回了姜氏。这里，庄公的冷酷是一时之气，庄公的孝道也不能算虚伪。对待姜氏这样的母亲，能做到“遂为母子如初”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真正的不孝不涕，在《左传》中描写了很多。为争权夺利，轼父杀兄者比比皆是。郑庄公驱逐共叔段，以及一气之下把姜氏赶出宫外，和他对待周天子的表现一样，它是在礼仪制度崩溃、道德观念沦丧的社会中的思想矛盾的体现，在当时实在算不得什么。 而且，郑庄公也没有要把段置之死地之意。在《左传》中，为争夺权利而引起的兄弟之间的互相杀伐是极其普遍的。并且这种权力之争都是你死我活的。鲁隐公谦逊仁爱，代鲁桓公摄政十一年.甚至不敢以国君自居，而鲁桓公长大后却派人杀了他;晋国遭 遇骊姬之乱，太子中生被迫自杀，公子夷吾、重耳逃亡在外。而夷吾回国为君后却拒不接纳诸公子，怀公继位后甚至连跟随重耳逃亡在外的人的亲属都要杀。在这些人眼中， 权势就是一切。对于给自己地位造成威胁的人，总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否则将寝食难安。而郑庄公对共叔段做乱后逃奔到共地，却不再过问，仔其自生自灭。甚至，对段之 出奔在外，还时常感到内疚不安。比如鲁隐公n年夏天，齐、鲁、郑联合伐许。鲁隐公 将占领的许国领土都让给了郑庄公。郑庄公让许国的大夫百里辅佐许君住在许都的东部， 并说:“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 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 对段之出奔念念不忘，但又无可奈何。于是只留下公孙获帮助白里辅佐许叔，自己则撤兵回国了。说明郑庄公驱逐共叔段实在是情非得己，他并不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基于以上事实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克段于鄂”事件上，人们对庄公的评价是失之偏颇的。诚然，庄公对段的确是费了些心思，要了点手腕，但如上分析那是势之所迫。 对待段这样一位权欲熏心且有姜氏这样的坚实后盾的人，无沦是从国家和庄公个人哪个角度着.序葵的伪渗都果必要的。它厅睡了序公朴束的机智果断、谋略过人。而对待姜氏，就和对待周天子一样，庄公的思想是有矛盾的。但最终能做到“母子如初”是由于他头脑中的传统道德观念的作用，.而不是由于虚伪。因为在当时社会为夺权父子兄弟互相残杀都不算什么，对待姜氏这样的母亲，如果不是出于真正的亲情，赶出宫外也是名正言顺，他没有必要委曲自己，装出一付假仁假义的面孔。 以此可见，同一部作品中的同一个友物，如果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郑庄公是一个实际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所以如何评价郑庄公也就涉及到一个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问题。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巨是证据确凿的东西”〔“二。恩格斯也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睁钻研的科学工作，……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这些论断不仅说明了研究课题要以历史的科学的观点，从整体的、全面的角度出发，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对历史人物 的评价。也就是说，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从全部史实出发，把人物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再从辩证法角度进行分析评判，这样才会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决不能只从个别事例上作武断地分析研究。具体到郑庄公，在《左传》的全部记载中，他是一个具有较强传统道德观念的人。他的思想行为尊王重礼，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的。把握了他的这一基本性格特征后，回过头再看《郑伯克段于鄢》就会发现，认为他阴险、虚伪、狡诈的观点，与他的性格特点不符。再以辫证观点来分析，就会得出结论:克段于鄂，实出迫不得己;耍点手腕。正见出他的能干;而尊王重礼的守旧思想注定了他一生在政治上不会有太大的作为。所以我们认为，郑主公其实是一个颇具才干但思想守旧的政治家，他既不虚伪，也不狡诈。鲁迅说:“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入，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 近乎说梦的”。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一定要顾及全篇和招体，从历史的全部史实出发，决不能以偏盖全，断章取义。 郑庄公的政治智慧 中国人素来崇尚智慧，热衷谋略。所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形象写照。因此，历史上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物，其最大的特色必定是政治智慧超凡入圣，谋略运用炉火纯青，风风雨雨等闲而过，把握主动永不言败。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一。 郑庄公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通过各种手段使西周末期才立国的小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小霸”天下。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点儿事功也算不得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但若从郑庄公所作所为所体现的政治技巧来考察，就不能不让人对他表示佩服了。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一为遇事能忍。苏轼《留侯论》有云：“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人。当他的母亲姜氏与胞弟姬段串通一气，给他多方制造麻烦的时候，他能做到隐忍不发。姬段想占好地方，他就把姬段分封到京地；姬段贪欲不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他也装出一副漫不经意的样子，忍下一时之气。其后，姬段的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之举，让郑庄公的臣子们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力劝庄公早早应对，以免祸起萧墙，可郑庄公还是隐忍不发，以“不义，不昵，厚将崩”的理由婉言拒绝。郑庄公的遇事能忍，还反映在他处理与周王室的关系问题上。面对年少气盛的周桓王的作梗为难，他努力克制内心的恼怒，主动前去王都朝拜周桓王，希望藉此来缓解长期以来彼此间的对立情绪。谁知周桓王并不买账，给郑庄公吃了个闭门羹，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接着又任命虢公林父为右卿士，让他与身为左卿士的郑庄公分庭抗礼，并强行向郑庄公索取了邬、苏、刘、邘等四座郑国城邑，公开给郑庄公以大的羞辱。虽然使得郑庄公气不打一处来，但他最终还是按捺住了怒火。所以，遇事能忍，便成了他的性格特征。老谋深算，工于心计，这正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二为出手能狠。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在周桓王打击面前的退让，说到底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属于韬光养晦，后发制人。他不曾马上实施反制，是他不愿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和对手摊牌。所以，郑庄公在隐忍的同时，私底下一直在作充分的准备，以求一招制敌。可笑的是，他的对手却对此茫然无知，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误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乎步步进逼：姬段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周桓王大举起兵进犯郑国纵深之地。谁知他们忘乎所以的举动，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机会，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他予对手以迎头痛击：“克段于鄢”，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战于葛，用新型的“鱼丽”阵法杀得周室联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连周桓王本人也中箭负伤。可见，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就又准又狠，雷霆万钧，摧枯拉朽，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三为善后能稳。孔子说“过犹不及”。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见好便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郑庄公在这方面的作为，同样可圈可点。当挫败姬段的叛乱阴谋、迫使他逃窜共地后，郑庄公便不再追击，因为他知道，姬段此时已惶惶似丧家之犬，实在不值得继续花功夫去对付。另外，由于郑庄公母亲姜氏在这一叛乱事件中曾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让郑庄公内心既痛苦又愤恨，但为了社稷大局，他最终还是与姜氏和解了，“遂为母子如初”，赢得“孝”名，在政治上替自己捞足了分数。至于葛之战善后问题上的作法，更反映出郑庄公的机心深密。当郑军大获全胜，祝聃等将领建议乘胜追击以扩大战果之时，郑庄公头脑异常冷静地表示：“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遂下令停止追击，放对手一马。不仅如此，他还在当天晚上派专人前往周军大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从而给周桓王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使得双方的关系没有闹到彻底破裂的地步。既赢得了利益，显足了威风，又留有了余地，杜绝了后患，左右逢源，一石二鸟，这更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歌台舞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意气风发的郑庄公的“小霸”事业，早已事过境迁，烟消云散。然而，郑庄公的政治智慧与战略意识却依旧让今之读史者叹服。的确，从更深的层次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遇事要忍，出手要狠，善后要稳，又何尝不可以成为今天从事国际战略角逐的有益借鉴。 郑庄公政治哲学 平王东迁后，周室衰落，诸侯崛起，竞相争雄。成立于西周末年的郑国虽建国较晚，但其开国之君郑桓公是周宣王庶弟。并且桓公三代均为周王卿士，加之郑国地处中原腹地。于是郑庄公继位后，首先安定国内局面，然后利用巧妙的外交战略和高超的军事谋略，在春秋初年率先小霸天下。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要有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庄公之位备受其弟段的威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庄公以“仁义”为由，一再忍让，使居京地。而段却命“西鄙北鄙二于己”，既而“收二以为己邑，至于廪延”，于是庄公的臣子多次进谏伐段，而庄公以“不义不昵，厚将崩”为由婉言拒绝。但段却在其母作内应下“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庄公则以二百乘击段，终“克段于鄢”。整个事件庄公胸有成竹，但先装作不知，因势利导，诱使其弟犯上，使自己有足够的理由攻打自己的弟弟。当段无力犯上时，便打着“仁义”的幌子放段一条生路，任其“出奔共”。同时自己的母亲在整个事件中，一直偏向段。所以庄公克段后，誓言“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但后在颍考叔的建议下“阙地及泉”遂母子如初。整个事件庄公做得恰到好处，“合理”“合法”，集“仁义理孝”于一身，在政治上捞足了分数，既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又在舆论上立于不败之地。于是庄公在安定了国内环境后，便开始了自己的图霸事业。 春秋初年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当时郑国与近邻宋卫积怨很深，且陈桓公又不屑与郑结交，同时周郑已开始交恶。在此乱势下庄公巧妙地运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拉拢齐鲁两国，打击宋卫等国。庄共30年，郑庄公以宋国不朝拜周天子为由联合齐鲁，代周天子发令攻打宋国，攻占了宋国大片土地。宋卫联军乘虚攻入郑国。庄公得知后，把占领宋国的土地全部送与齐鲁两国，迅速回兵，大败宋卫两国。此役既打出了尊王旗号，又拉拢了齐鲁两国，同时也打击了宋卫两国，并且赢得了“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的美名。庄公在处理周郑关系时，同样利用巧妙的外交战略，立于政治舆论上的不败之地。庄公祖孙三代任周朝卿士，位高权重。平王想撤换庄公，庄公得知后质问平王，平王为了表示对郑庄公的信任，便作出让天下可笑的“周郑交质”事件。庄公既没失去卿士之职，又使周王名声扫地。可谓双赢。庄公24年，周夺庄公政，郑祭仲帅师取周之麦，后又取周之禾。此事由祭仲帅师而为，庄公即可试探桓王反映，又可以“没约束好部下”为由推卸责任。同时周郑襦葛之战时，郑军打败王军后，没有乘胜追击，而是以“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损多矣”为由结束战斗。当晚他还派人去慰问周桓王。郑庄公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不想过分冒犯周王，毕竟周王仍是天下“共主”。如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取得了主动，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披着“伪善”外衣的郑庄公，利用巧妙的外交战略左右逢源，以实现自己的图霸目的。 郑国最初建在郐国和东虢国之间。幽王之时，桓公将国民众迁至新郑，占据中原腹地。后经武公庄公两代经营形成“小霸”局面。庄公之所以能够小霸天下，与庄公及其谋士高超的军事谋略有着很大的关系，庄公30年，北戎乘中原混战之际，南下袭郑。郑国战车受地形限制，不及戎兵灵活。故郑军利用戎军“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等缺点，诱敌深入，设伏击破，大败戎军。庄公37年，周桓王亲自率领周军和征调来的陈、蔡、卫等诸侯军大举伐郑，于是周郑战于襦葛。交战之前，郑国大夫公子元针对周室联军的组成情况，对敌情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他指出，陈国国内正发生动乱，因此它的军队没有斗志，如果首先对陈军所在的周左军实施打击，陈军一定会迅速崩溃；而蔡、卫两军战斗力不强，届时在郑军的进攻之下，也将难以抗衡，先行溃退。在公子元的建议下， 庄公决定先攻周军薄弱的两翼，再集中兵力攻击中军。同时还改变了传统的车战队形，布成“鱼丽阵 ”， 即将战车布列在前面，将步卒疏散配置于战车两侧及后方，从而形成步车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整体。最终促成了郑军战胜王军。 在此之前，庄公25年东门之役中瓦解五国联军，庄公26年北制之战中夹击南燕军队等战役均显示了庄公及其谋士高超的军事智慧。 郑国图霸之时，晋因内乱无暇顾及诸侯争霸，秦始列诸侯且地处偏远，还不愿干涉山东战事，楚武王正打算称王，则是唯恐天下不乱，更不会干涉郑国图霸。于是郑国远交齐鲁，开始放心的图霸工程。正是有了如此好的国际形势，郑庄公在安定了国内局势后，利用巧妙的外交战略和高超的军事谋略，率先在春秋初年称霸。由此拉开了春秋霸主政治的序幕，促使中国进入了大国争霸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