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绍文同志1905年11月生于四川省潼南县三汇乡（今重庆市潼南县小渡镇）， 早年求学于北京农业大学。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下，他毅然走向革命，于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他因参加北京游行并担任西城区总指挥被捕入狱。1928年6月组织暴动越狱后赴河南任中共新乡县委书记。
1929年在上海参加指挥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游行示威，第二次被捕。出狱后任中共中央领导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总务部长、党团书记。此间，由于他的工作机警和出色，使当时担任反帝大同盟领导人的任弼时等几位同志免遭敌人搜捕。1930年1月，反帝大同盟组织游行示威，他任总指挥，第三次被捕入狱。出狱后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委员。1931年4月受党的委派，前往湘鄂西洪湖苏区工作，历任红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五团政治处主任、第三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中共湘鄂西省委巡视员、秘书长，中共汉阳县委书记，洪湖军校政治部组织科长兼政治总教员，湘鄂西军委警卫团政治委员，警卫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治委员等重要职务，为洪湖苏区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932年11月返回上海，任全国互济总会宣传部秘书长、总会秘书长，在邓中夏同志领导下工作取得显著成绩。1933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和邓中夏、陶铸等同志共同研究对敌策略，在法庭上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9年9月，他在李先念同志领导下，先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副参谋长、参谋长、纵队第六团政治委员、第四支队政治委员、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鄂中军分区司令员、抗大十分校政治委员、中共襄北地委书记建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这期间，他与其他同志一道领导指挥部队同日本侵略军进行艰苦惨烈的战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为边区党政军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江汉区党委代理书记兼江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大洪山一带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46年国共开始和谈，他任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少将处长、中原军区驻汉代表，奉命到武汉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此间，他奉命去重庆向周恩来、董必武同志汇报工作，并在周恩来同志支持下，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进攻的罪恶阴谋；回武汉后，遵照李先念同志的指示，他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和国民党特务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保证中原部队顺利突围起了重要作用，多次受到周恩来同志的称赞。中原突围后，他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
1947年南下时，郑绍文同志任晋翼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副政治委员，同纵队领导同志一起指挥部队作战，在通许县城，全歼敌人一个整团。1948年2月以后，他先后担任江汉军区副政治委员、江汉行署主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在领导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工作中，他正确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避免了乱打乱杀的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郑绍文同志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长、中共中南局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1953年3月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1954年2月任中央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58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郑绍文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同年12月被调往广西工作。在广西先后任地区副专员、农垦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农办副主任等职务。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受到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郑绍文同志得到彻底平反，并于1979年1月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院机关党委书记。恢复工作后，他坚决拥护并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1984年中央批准他享受正部级待遇。
郑绍文同志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0年离职休养。1993年10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1929年在上海参加指挥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游行示威，第二次被捕。出狱后任中共中央领导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总务部长、党团书记。此间，由于他的工作机警和出色，使当时担任反帝大同盟领导人的任弼时等几位同志免遭敌人搜捕。1930年1月，反帝大同盟组织游行示威，他任总指挥，第三次被捕入狱。出狱后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委员。1931年4月受党的委派，前往湘鄂西洪湖苏区工作，历任红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五团政治处主任、第三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中共湘鄂西省委巡视员、秘书长，中共汉阳县委书记，洪湖军校政治部组织科长兼政治总教员，湘鄂西军委警卫团政治委员，警卫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治委员等重要职务，为洪湖苏区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932年11月返回上海，任全国互济总会宣传部秘书长、总会秘书长，在邓中夏同志领导下工作取得显著成绩。1933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和邓中夏、陶铸等同志共同研究对敌策略，在法庭上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9年9月，他在李先念同志领导下，先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副参谋长、参谋长、纵队第六团政治委员、第四支队政治委员、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鄂中军分区司令员、抗大十分校政治委员、中共襄北地委书记建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这期间，他与其他同志一道领导指挥部队同日本侵略军进行艰苦惨烈的战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为边区党政军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江汉区党委代理书记兼江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大洪山一带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46年国共开始和谈，他任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少将处长、中原军区驻汉代表，奉命到武汉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此间，他奉命去重庆向周恩来、董必武同志汇报工作，并在周恩来同志支持下，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进攻的罪恶阴谋；回武汉后，遵照李先念同志的指示，他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和国民党特务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保证中原部队顺利突围起了重要作用，多次受到周恩来同志的称赞。中原突围后，他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
1947年南下时，郑绍文同志任晋翼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副政治委员，同纵队领导同志一起指挥部队作战，在通许县城，全歼敌人一个整团。1948年2月以后，他先后担任江汉军区副政治委员、江汉行署主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在领导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工作中，他正确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避免了乱打乱杀的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郑绍文同志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长、中共中南局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1953年3月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1954年2月任中央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58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郑绍文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同年12月被调往广西工作。在广西先后任地区副专员、农垦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农办副主任等职务。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受到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郑绍文同志得到彻底平反，并于1979年1月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院机关党委书记。恢复工作后，他坚决拥护并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1984年中央批准他享受正部级待遇。
郑绍文同志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0年离职休养。1993年10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