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文潜，字柳猗（1896－1963）河北涿县人。早年曾留美，后为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校图书馆馆长、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长，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冯至的叔叔。自幼受到维新变法思想的熏陶，只读了两年私塾（1903－1905）就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他1911年冬毕业于涿县私立养正小学，翌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1915年毕业，为该校第七界毕业学生。同班同学有黄钰生（子坚）、孔繁需（云卿）、陈汝良（范有）等人。在学校期间与孔、黄二人共同创办三育（德、智、体）兢进会，后改名为敬业乐群会。在组织学生团体开展活动中同低两班的周恩来相识。1915－1917年在南开学校高等班学习。在南开期间，柳猗先生一方面接触到许多新知识、新思潮，形成了历史在不断进步的观念。另一方面，有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以慎思明辨、养心节欲的原则律己，反对知而不行、沽名钓誉。他在日记里写道：“一人做一件事只有问所行合乎义礼否，名在所不及。及名斯下矣。斯为名而做非为事也，是即为名之奴。趋人至此者莫过于学校之考试”（1915年1月1日）。　
    1917年柳猗先生赴美留学，入衣阿华州著名的葛林乃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主修哲学，副修历史，获学士学位。1920－1922年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深造。自认为在美五年收获最大之处在于“国家观念日渐真切”。1922年5月先生携藏书250册与同学挚友孔文卿赴德，开始了新的留学生涯。他在“家有变，国有变，世事有变”的情况下，坚持“一息尚存，还是干”，用“量要兼人，思要兼人，志要兼人，爱要兼人”的箴言鼓励自己，要“大小在地面印个印再走，决不负此余生”。在德期间，他结识了不少留德学生、学者，如陈寅恪、俞大维，而且与周恩来重新建立了联系。他还利用假期徒步旅行，访问德国的农村和中小城市，考察风土人情，同许多德国的知识青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先生在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历史达六年之久，与1928年4月回国。
    回国后，先生历任南京中央大学讲师、副教授（1929－1930）；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1930－1937）；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1937－1945）兼代系主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6－1952）；外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长、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长（1952－1963）。
    柳猗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他讲授西方哲学史二十余年，开设过的课程有美学、哲学概论、柏拉图、逻辑、德文等，在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史等方面造诣很深，而且注意中外哲学的比较和贯通。早在美国求学期间，他就提出“诚则明”的观念，“盖诚者聚精会神之变像也，诚之至则精神凝结成一点，如物理之Focus（焦点）。然此点小可小于电子，大可以塞宇宙六合，此点之大小与一人成功之大小做正比例。此点愈增大则所见物愈明，见物愈明，则无不明，早无不知，无不能；无不知无不能则无不成也。反之，所见愈暗则所见者愈暗，至其极也则皆不可见。皆不可见则无物也。易曰不诚无物，盖即指此”。到德国后，他的这种强调主观能动性的观点，与叔本华、尼采的意志论相结合，更有所发展。他听一位德国教授讲现代哲学——尼采课后说：“他讲得并不特佳”，“可我听得神灵飞动”。现代哲学讲Georg Simmel，“我听得入神”。他强调学哲学要融会贯通，把大师们的方法同自己的心性修养结合起来。“一生的事什么叫晚？耳聪目明，心境活波。什么是老？滴一点汗，得一粒珠，何事来不及？没回感尔感何自来？只要做便有成。”他把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落实到“作”、“行”，这很可能是后来较容易的接受实践观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柳猗先生在国外留学达11年之久，精通英、德两种语言，回国后又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工作。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了解透彻，感情很深。先生的美学观点同他的哲学观点一样具有实践色彩，在讨论“天才”问题时，他认为天才不是天生的，天才也不完全时社会环境的产物，天才更不能简单的视为非常态（疯子），而应该把天才与创造联系起来。创造的前提时灵感，有灵感方才有创造，实现创造的条件有三：(1)富于经验，深于情感。（2）善于表现。（3）巧于成形。“如果一位艺术家真正能够具备以上三者时，我们才承认他是天才。”
    柳猗先生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教师，留下的数十本讲稿、笔记、大纲是他认真备课的最好证据。多年来他一直使用梯利（Frank Thilly）的《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作为教材，此书内容充实，条理清晰，立论允当，参考书目完备，是一本质量较高的教科书。德国著名哲学家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是他案头必备的参考书。他认为此书不按编年顺序，而以问题和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为主线，有助于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先生特别注重认学生读哲学大师们的原著，强调要读懂、读通。并用自己的语言复述大师们的思想，写出读书报告。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多数学生的作业、考试成绩为六七十分上下，80分以上者凤毛麟角。在学术上，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不断的剖析自己。他常常说：“我学了十多年，教了二十多年的唯心主义哲学，但是并未学通，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不能成一家之言。”他反对那些故弄玄虚，用拼凑的方法硬要构造体系的国内学者，斥之为“马戏团中耍碟子”、“玩弄概念”、“不过是些银样腊枪头”。他认为自己的唯心主义未能学到家是因为“唯心主义的最后一道关，肯定超验力量的存在，神的存在，我过不去”。他说：“我十岁时，家里成立了一所小学，在开学的那一天，我父亲把家里供的那些神祇牌位，灶王、财神等拿来一把火升了天。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从此我同神绝了缘，。进南开中学时有人向我布教，要我皈依基督耶稣，我当场拒绝，认为是对我的侮辱。无神论者很难把唯心主义学到家。离德前，我已转向当地比较流行的新实在论。唯物论我是不会一下子就接受的，我所知道的唯物论－机械唯物论在我看来过于简单不足以服人。我就是这样半信半疑地回了国，又半信半疑地教了二十多年唯心主义哲学。”　
    抗日战争中、后期，先生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学科建设和学校建设。1942年与黄钰生、陶云逵等人开始筹备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计划“以边疆人文为工作范围，以实地调查为进程，以协助推进边疆教育为目的。”恰好云南地方当局拟修建由石屏通往佛海的铁路，需要了解沿线地理环境和社会实际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先生与缪云台等人联系，获得铁路方面的资助，由该室负责调查有关情况。著名人类学家陶云逵教授主持业务工作，并参与出版《边疆人文》杂志事宜。他事必躬亲，从筹集经费，拟定计划，组织人力，撰写工作总结，直至印刷，装订刊物，无不灌注了心血和汗水。与此同时，他还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南开文学院的重建工作，为延揽人才，添置图书设备、组织搬迁而奔波操劳。到1947年底，文学院已初具规模，设中文、外文、历史、哲学四系，共有教师47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1人，其中如罗大纲、卞之琳、李广田等均为一时之先。学生达169人，开设课程65种。柳猗先生强调要在师生之间养成一种良好的风气，“也就是说我们要重质不重量，以达成南开家庭学校固有校风。”为了给教师一个良好的教学、科研环境，柳猗先生精心策划，设立了文学院教师阅览室，实为日后校图书馆教师参考室之雏形。
    柳猗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在全国解放前后有了重大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坚持自己的爱国主义立场。但不愿参与政治活动，回国后他虽然曾在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院任职，结识了不少“党国要人”，但他从未加入国民党。“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的观念对他影响很深，在中学时代结交的周恩来同志，他认为是个人才。他敬重周恩来同志的为人，并没有同共产党的组织联系起来。从1948年起，他开始收到《华商报》。这是一份我党在香港办的报纸。通过这份报纸，党的方针、政策和活动逐渐对他产生影响。天津解放前夕一位地下党员请他注意保护学校财产，把图书放在安全的地方。这是他第一次同党发生直接的、工作上的接触。他曾问过这位地下党员，“大城市是万恶之薮，党不会腐化吧？”他自己说：“我同党的关系就是这样，从关心与缺乏信心开始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这一系列政治运动使柳猗先生逐渐对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有了认识，开始注意到同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划清界限。1957年9月，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百余年来中国人包括多少像我这样的知识份子梦寐以求的是什么？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不要的是什么？不当俎上肉，不当亡国奴。百余年来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梦寐求之，求之不可得，忽然得之于顷刻之间。这个奇迹的完成者不是别人，恰恰是无产阶级的人们――中国共产党。”　言行一致，身体力行是柳猗先生思想作风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在院系调整之后接受了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倾其全力投入了图书馆建设。在经费拮据、人力不足、干扰重重的情况下，他惨淡经营，努力开辟图书资料的来源，扩大馆藏，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他不仅注意对我国传统典籍的收藏，而且较早的与市图书馆实行分工采购。南开馆着重收藏地方志与清人文集，使馆藏具有特色。对于外文书刊，他特别注意工具书的建设和期刊的选购。南开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在国内名列前茅是同他所奠定的基础分不开的。在管理工作方面，从采编、排卡、上架到书库的清洁卫生、书刊的流通借阅，每一个环节他都注意检查，不允许出现纰漏，以保证这个庞大的体系正常运装，有效地为教学科研服务。在图书馆工作的11个年头里，他以渊博的知识，谦虚的态度，严于律己和忘我的服务态度，博得了全体师生职工的尊敬。195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更加兢兢业业，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以顽强的毅力与高血压、心脏病、直肠癌和脑痉挛等疾病作斗争，直至1963年4月30日逝世。
    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