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冕這幾段話把文學教化與儒道合而為一，
事實上已建立起道統文學的理論，這個理論後來被韓愈、柳宗元所接受。然而，方柳冕雖早在韓、柳之前已提出了道統文學的理論，但在古文運動中，柳冕不但未能超越韓、柳而居領導地位，而且竟為後人所忽視，其原因是他只有理論，沒有創作，遂缺少可以供後人傳誦的文章。韓愈、柳宗元能成為古文運動的領導人，實因為韓、柳既有理論，又有符合理論的創作，創作是一種成績表現，比理論更能吸引別人，更能影響別人，也更能受到別人的擁護。
韓愈字退之，河南南陽人，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西元七六八），死於唐穆宗長慶四年（西元八二四），他在中國散文史和文學思想史上佔有著重的地位。韓愈的文學主張重點在復古明道，他極不滿意南北朝以來的清談虛誕的學風和華豔無質的文風，他主張思想要回到古代的儒家，文學也要回到古代的樸質，文學為貫道之器，文學離開了倫理道德便沒有價值，離開了教化便沒有功用。韓愈的文學思想除了反對駢體，提倡古文之外，主要有下列三點：
（一）文以載道
韓愈在「送陳秀才彤序」中說：「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鬥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也。苟行事得其宜，出言得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又在「題歐陽生哀辭後」中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又在「答李秀才書」中說：「愈之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從上面的這些話，可以看出韓愈為學作文都是為「道」，寫古文是要學習古人的道，因為要學古道，才兼通古文，道是主，文是從，文學的寫作技巧是為道的表現而存在。
（二）內容重於形式
韓愈在「答尉遲生書」中說：「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這裡所說的「中」和「實」，是指作者的內在學養和情感，文章的美惡，決定在作者的思想、學識和情操是否充實完美，所以韓愈是主張內容重於形式的，難怪他要反對重形式而缺乏內容的駢儷文了。
（三）用自己的話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韓愈在「答李翊書」中提出「惟陳言之務去」的作文原則。又在「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中提出「惟古於詞必己出」及「文從字順各識職」的原則，換句話說，就是寫文章要用自己的詞句，表達自己的思想，不可抄襲或剽竊別人的作品，而行文遣字，尤其應當力求字字妥貼，恰到好處，各稱其職。
除韓愈外，柳宗元也是古文運動的健將。
柳宗元字子厚，生於唐代宗大曆八年（西元七七三），卒於唐憲宗元和十四年（西元八一九），進士及第，歷任校書郎、禮部員外郎，永貞元年（西元八０五），與王叔文同謀改革政治，為宦官俱文珍等排斥，被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徙柳州（今廣西馬平）刺史，柳州為蠻荒邊地，宋元施以教化，世稱宗元為柳柳州。柳宗元對文學的見解並不與韓愈盡同，但在反對六朝文體和提倡古文的方面，則和韓愈是一致的。
雖然韓、柳都主張文學要重「道」，但兩人對「道」的看法和解釋卻是有差距的。韓愈所論的道，是儒家的道，是治國平天下的道。柳宗元所說的道則有兩種，一是古人所講道德的道，一是古人作文的文藝之道。柳宗元不像韓愈那樣以聖賢自居，把文學完全看作是倫理道德的附庸，柳宗元的主張文學復古，是要從古代典籍中去求作文的道理，所以，柳宗元的作品與韓愈在風格上是不同的柳文不專於載道，有時也用散文寫小品，抒情狀物，曲盡其妙，如果就文學的影響力來說，柳宗元是超過韓愈的。
韓、柳以後，繼有李翱、皇甫湜提倡古文，使古文運動逐漸蓬勃，古文運動其實也是一種主張放開手寫自己的思想的散文運動，這一運動有好處也有壞處，壞處是：
（一）由明道而走到載道，過於重視文學的實際功用，於是文學成為倫理道德的附庸，失去了藝術的生命與美的價值。
（二）過於重視古文，因此經史哲學都成為文學的正統，純文學的詩歌小說戲曲降為末流。
至於古文運動的好處有：
（一）由於古文運動是在提倡平淡樸質的散文，於是那種不切實用的空虛華美的駢儷文遭受打擊而趨於衰落，所以古文運動在文學上既是復古，又是革命。
（二）古文運動者主張文學的實用主義，使文學與人生社會發生聯繫，一掃六朝以來的極端個人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思潮。
（三）使散文走到一個新的境界，擺脫了拼辭遊戲，而使散文成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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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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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子裝，
中國古書裝幀形式之一，亦稱卷軸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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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