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三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一名潜，字元亮，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生活在东晋后期，这时政治黑暗，贵族腐败，门阀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其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作过太守一类的官，但到陶渊明时，家境已经没落，因此他从小就过着贫困的生活。他少年时曾有过豪放的生活，志向远大。他接受了儒家的用世思想，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很希望建功立业。他曾写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少年好学，知识渊博，诗、赋、文写得都非常出色。但由于政治黑暗，门阀制度的排挤，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就是他仕途不通和悲剧的原因。 萧统在《陶渊明传》里写道：“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里记载了陶渊明29岁时初仕为江州祭酒。但由于“不堪束职”，时间不长便解职回家了。后来他又于晋元兴三年为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次年又为建成将军刘敬宜参军，因心不悦回了家。回家后，耕植不足以自给，再加上孩子多，生活没有办法。亲戚和朋友都劝说他出去作官，他的叔父陶夔曾任太常卿，见他生活困苦，遂加引荐，于是被任为小县之令。那时正值战乱，他害怕到远处任职，而彭泽县离家不远，俸禄又足够他酿酒，他就在彭泽县任职。他任职后，给家里送一服役的人，并写信说：“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现在送给你们一个服役的人，帮助你们耕种田地。他也是人呀，请你们好好待他。”年底，郡督邮来县巡察，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恭迎郡督邮。陶渊明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经去职。后来，他写了《归去来辞》这篇传世之作。诗人在序文里交代了写作原因。他十分坦城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这就是说，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辞中叙述了他辞官的决心和心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辞官归隐，是对黑暗现实的有力反抗。但文中有些乐天知命思想是不足取的。这篇文章语言清新．朴素自然．叙事、写景、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感情真实充沛，富有抒情意味。宋代著名作家欧阳修曾赞扬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陶渊明在《归田园居·少无适俗韵》中写道：“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从陶渊明29岁为州祭酒至辞官彭泽今共13年。他看不惯当时政治的腐败．从而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涯， 陶渊明最后的这20余年的田园生活和其他隐士们的隐居山林不同。陶渊明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反映了他对现实的不满。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这在他的诗歌中都有反映、如《归田园居》、《饮酒》中的“结庐在人境”、“长公曾一仕”；《拟古》中的“少时壮且厉”；《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述酒》《读山海经》中的“巨猾肆威暴’、“精卫衔微木”：《杂诗》中的“白日沦西阿”；以及《咏荆轲》等等。在这些诗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青松在东园，众草投其姿；凝霜殓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这里，诗人以青松自比，虽然“卓然见高枝”，但在那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仍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还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比怀悲凄。终晓不能静。”“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虽然他看到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但他还不愿服老，还想继续作一番事业，建功立业。至于《咏荆何》、《读山海经》，诗人通过对古代英雄战斗精神的颂扬，反映了诗人自己反抗黑暗现实的思想，表现了他“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说明他没有忘怀现实，也没有放弃他的伟大理想。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他能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在当时社会士大夫鄙视劳动的情况下，这本身便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使他的田园诗具有劳动生活气息。参加劳动，尊重劳动人民，能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感到有很大的乐趣，这确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二首、《归园田居》、《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诗人，能够早出晚归辛勤耕作，并且要“长如此”，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少见的。这不仅是劳动本身的意义，而且也是对劳动观念的变革。“人生归有道，衣食因其端”，诗人在这里宣扬了依靠劳动而食的真理，这种观点确实是十分难得的。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是十分真挚的：“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觞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密切关系，他们在一起聊天谈心，喝酒，真是无所不谈。 诗人还讴歌田园风光，这也是陶渊明诗歌的一大特点。与历代文人学士所写的不同，在于他不是美化现实，也不是纯粹欣赏田园风光，而是把田园风光和黑暗的仕途生活相比较而写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呔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这里写的田园风光多么美，难怪后人把他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一派，评价确实很高。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田园生活并非如此美妙，它经常遇到天灾人祸，就连诗人也是“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更不要说比诗人更加贫苦的广大农民了。诗人这样写是把美丽朴素的田园风光与黑暗污浊的仕途生活加以鲜明的对比，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佳途的虚伪。他把黑暗的对途比作“迷途”、“樊笼”，他把自己误入佳途比作“羁鸟”、“池鱼”一样不得自由而痛苦。所以他决心回到田园，重新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况且，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曾写到，“猛志逸四海，寒翮思远翥”，“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说明这才是诗人的“真意”所在。 陶渊明是田园诗之大家，其实，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世外桃源”。诗人在农村接近了人民，了解了人民的饥苦，他又不满当时仕途的黑暗虚伪，他写道：“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他根据西北人民逃避待秦暴虐的情形，又根据《三国志》记载；“田畴人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诗人根据这些传闻，把他的理想形象地表现在《桃花源记》里，在这个“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指”，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和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成了鲜明的对比。毫无疑问，这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的一种否定，这种理想在当时社会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实现，但它的进步意义是不可否定的。这里虽然有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影响，但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种理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志士仁人所向往的，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困此，陶渊明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过去的一些人把他当作一位完全脱离现实的飘然静穆的典型，这是不对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在躬耕生活中，家境十分困苦。他在《有会而作》诗里写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在这首诗序里写道：“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可见他的生活困乏到何种程度！就在这一年即公元426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他，他在家已经饿着肚子躺了很久了。擅道济对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擅道济送给他一些吃的。陶渊明在《乞食>诗里也写道：“饥来验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即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诗人在困苦之中，写了《挽歌诗》三首、《自祭文》一篇，于公元427年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一个伟大的诗人，落得这样凄惨的结局，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他给我们留下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同流合污的品格，为后代许多正直、进步作家和人们所景仰。当然他诗中的人生无常、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有《陶渊明集》传世。
三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一名潜，字元亮，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生活在东晋后期，这时政治黑暗，贵族腐败，门阀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其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作过太守一类的官，但到陶渊明时，家境已经没落，因此他从小就过着贫困的生活。他少年时曾有过豪放的生活，志向远大。他接受了儒家的用世思想，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很希望建功立业。他曾写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少年好学，知识渊博，诗、赋、文写得都非常出色。但由于政治黑暗，门阀制度的排挤，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就是他仕途不通和悲剧的原因。 萧统在《陶渊明传》里写道：“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里记载了陶渊明29岁时初仕为江州祭酒。但由于“不堪束职”，时间不长便解职回家了。后来他又于晋元兴三年为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次年又为建成将军刘敬宜参军，因心不悦回了家。回家后，耕植不足以自给，再加上孩子多，生活没有办法。亲戚和朋友都劝说他出去作官，他的叔父陶夔曾任太常卿，见他生活困苦，遂加引荐，于是被任为小县之令。那时正值战乱，他害怕到远处任职，而彭泽县离家不远，俸禄又足够他酿酒，他就在彭泽县任职。他任职后，给家里送一服役的人，并写信说：“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现在送给你们一个服役的人，帮助你们耕种田地。他也是人呀，请你们好好待他。”年底，郡督邮来县巡察，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恭迎郡督邮。陶渊明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经去职。后来，他写了《归去来辞》这篇传世之作。诗人在序文里交代了写作原因。他十分坦城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这就是说，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辞中叙述了他辞官的决心和心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辞官归隐，是对黑暗现实的有力反抗。但文中有些乐天知命思想是不足取的。这篇文章语言清新．朴素自然．叙事、写景、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感情真实充沛，富有抒情意味。宋代著名作家欧阳修曾赞扬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陶渊明在《归田园居·少无适俗韵》中写道：“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从陶渊明29岁为州祭酒至辞官彭泽今共13年。他看不惯当时政治的腐败．从而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涯， 陶渊明最后的这20余年的田园生活和其他隐士们的隐居山林不同。陶渊明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反映了他对现实的不满。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这在他的诗歌中都有反映、如《归田园居》、《饮酒》中的“结庐在人境”、“长公曾一仕”；《拟古》中的“少时壮且厉”；《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述酒》《读山海经》中的“巨猾肆威暴’、“精卫衔微木”：《杂诗》中的“白日沦西阿”；以及《咏荆轲》等等。在这些诗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青松在东园，众草投其姿；凝霜殓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这里，诗人以青松自比，虽然“卓然见高枝”，但在那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仍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还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比怀悲凄。终晓不能静。”“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虽然他看到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但他还不愿服老，还想继续作一番事业，建功立业。至于《咏荆何》、《读山海经》，诗人通过对古代英雄战斗精神的颂扬，反映了诗人自己反抗黑暗现实的思想，表现了他“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说明他没有忘怀现实，也没有放弃他的伟大理想。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他能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在当时社会士大夫鄙视劳动的情况下，这本身便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使他的田园诗具有劳动生活气息。参加劳动，尊重劳动人民，能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感到有很大的乐趣，这确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二首、《归园田居》、《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诗人，能够早出晚归辛勤耕作，并且要“长如此”，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少见的。这不仅是劳动本身的意义，而且也是对劳动观念的变革。“人生归有道，衣食因其端”，诗人在这里宣扬了依靠劳动而食的真理，这种观点确实是十分难得的。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是十分真挚的：“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觞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密切关系，他们在一起聊天谈心，喝酒，真是无所不谈。 诗人还讴歌田园风光，这也是陶渊明诗歌的一大特点。与历代文人学士所写的不同，在于他不是美化现实，也不是纯粹欣赏田园风光，而是把田园风光和黑暗的仕途生活相比较而写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呔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这里写的田园风光多么美，难怪后人把他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一派，评价确实很高。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田园生活并非如此美妙，它经常遇到天灾人祸，就连诗人也是“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更不要说比诗人更加贫苦的广大农民了。诗人这样写是把美丽朴素的田园风光与黑暗污浊的仕途生活加以鲜明的对比，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佳途的虚伪。他把黑暗的对途比作“迷途”、“樊笼”，他把自己误入佳途比作“羁鸟”、“池鱼”一样不得自由而痛苦。所以他决心回到田园，重新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况且，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曾写到，“猛志逸四海，寒翮思远翥”，“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说明这才是诗人的“真意”所在。 陶渊明是田园诗之大家，其实，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世外桃源”。诗人在农村接近了人民，了解了人民的饥苦，他又不满当时仕途的黑暗虚伪，他写道：“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他根据西北人民逃避待秦暴虐的情形，又根据《三国志》记载；“田畴人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诗人根据这些传闻，把他的理想形象地表现在《桃花源记》里，在这个“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指”，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和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成了鲜明的对比。毫无疑问，这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的一种否定，这种理想在当时社会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实现，但它的进步意义是不可否定的。这里虽然有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影响，但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种理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志士仁人所向往的，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困此，陶渊明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过去的一些人把他当作一位完全脱离现实的飘然静穆的典型，这是不对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在躬耕生活中，家境十分困苦。他在《有会而作》诗里写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在这首诗序里写道：“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可见他的生活困乏到何种程度！就在这一年即公元426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他，他在家已经饿着肚子躺了很久了。擅道济对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擅道济送给他一些吃的。陶渊明在《乞食>诗里也写道：“饥来验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即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诗人在困苦之中，写了《挽歌诗》三首、《自祭文》一篇，于公元427年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一个伟大的诗人，落得这样凄惨的结局，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他给我们留下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同流合污的品格，为后代许多正直、进步作家和人们所景仰。当然他诗中的人生无常、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有《陶渊明集》传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