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
丁玲
姓名:丁玲
民族:汉
忌日:1986.3.4
国家:中国
职业:作家
      丁玲曾给中国文学奉献了杰出的作品,她不幸的命运尤其值得后人思索。
    
     下篇叙文的作者是与丁玲患难与共数十年的陈明先生
    
     1955年末,丁玲无端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首犯。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我也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撤销级别。在等候接受进一步组织处理的日子里,我和丁玲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考虑今后的出路、工作和生活。文坛既不容我们,我们决心离开文坛,离开北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埋头苦干,从头革命,党该不会拒绝的。同时我们相信,假以时日,错误可以纠正,冤案必将昭雪,党内不乏这样的先例。
      1958年3月上旬,中央文化部北京电影制片厂通知我保留厂籍,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丁玲便决心争取也去北大荒。3月15日我离开北京,随后丁玲便向作协领导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作协领导考虑她的身体,没有答复。
      我到密山后,和一批“右派”被分到宝清县853农场,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大约是5月的一个星期日,王震同志突然到新建队来视察。他向全队人员讲话后,我走进队部的帐篷,向他面陈丁玲来北大荒的要求和作协领导的意见,请求王震同志回北京后予以支持。王震同志关切地询问了丁玲的身体和我们的经济情况,一口回答说:“好嘛,她来北大荒,我同意!”当天晚上,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丁玲,随后还写信告诉她需要带些什么衣物和生活用品。
      时隔不久,6月下旬,丁玲就来到密山。王震同志在密山农垦局接见她,并告诉她:“已经打电话通知853农场调陈明来,你们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离佳木斯近,交通方便些,住处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在王震同志亲自过问安排下,1958年7月初,丁玲和我一起到汤原农场,开始了漫长的北大荒生活。
      过了一年,大约是1959年的五六月间,王震同志到佳木斯,在宾馆接见了丁玲和我,一见面就说:“叫你们来,让你们休息几天,就住在这里。今后可以常来,也住这里。”在佳木斯的几天里,有时他让秘书找我们到他房里共进午餐,有时邀我们看电影或参加晚会。一次午餐时,他对丁玲说:“今年中央要解决一部分人的摘帽问题,这里面没有你。”丁玲说:“我们下来时间不长,多锻炼多考验一个时期好。”
      又过了一年,1960年底,王震同志把我们召回北京,在农垦部部长办公室一见面就说:“这回叫你们来,是帮你们解决问题。”他交待秘书给我们找一家好一点的宾馆,让我们住下来休息。在这期间,他曾邀集20来位水利专家到农垦部研讨垦区土地盐碱化改造问题,把我们也找去参加,并向与会专家介绍说:“这是作家丁玲。”后来他因病住院,我们到协和医院去看他,他带我们到也在那里住院的作协党组负责人之一邵荃麟同志的病房。邵荃麟同志当着我们的面对王震同志说,丁玲在农场扫盲,为畜牧队夺得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考虑摘帽。听了这话,我们深深体会到王震同志的用意和好心。
      遗憾的是王震同志的努力落空了。1961年秋,作协张僖同志奉命第二次到汤原农场调查我们的情况。他对我们说:“对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一案,将摘去一部分人的右派帽子,不会全摘,也不可能一个不摘。”他还告诉我们:“ 作协领导建议,你们可以做点创作的准备。”这年冬天,农场党委向我们宣布:摘掉陈明的右派帽子。但是丁玲不仅依然戴着右派的帽子,作协领导“做点创作准备”的建议也没有条件落实。
      1963年国庆节后,丁玲生病,我们请假去北京检查治疗。在看望王震同志时,丁玲向他反映了“创作准备”的问题。王震同志很关心,说:“最近要召开国营农场场长会议,我对他们交待一下,给你们提供创作条件。”他还两次加重语气对丁玲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可见,王震同志不仅亲自安排丁玲去北大荒,而且自始至终给她温暖与关怀。
      《在北大荒的日子》却借转引的郭小川在“文革”中的一份材料说:“当初王震愿意留下艾青,并不想要丁玲,认为丁玲是‘老狐狸’。郭说,丁玲没地方放,王震坚决不要,顶回来了。后来刘白羽通过黑龙江省委,设法把丁玲安排到北大荒农场。”我不能断定郭小川是否写过这个材料,更不知道“文革”中的材料有多大的可靠性,我只是感到诧异这些按照中央拨乱反正的精神本该早就销毁的材料,为什么至今还能堂而皇之地被一些人引来引去,甚至登在报纸上广为宣传。一些了解当年情况的同志读了《在北大荒的日子》后,或来电或来函,认为这样不负责任地引用材料,不仅让读者上当,而且也有损王震同志的形象。
      作协党组的处置意见
      《在北大荒的日子》写到,在丁玲去北大荒10个月之后,一位领导说:“ 原来并没决定她必须下去,是她自己要求下去的。”
      的确,去北大荒是丁玲自己的要求,那么作协党组的处置意见是什么呢?文章披露,作协党组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如“拟让丁玲等人深入基层生活,改造思想,继续写作”,“哪儿艰苦就去哪儿改造”,“让丁玲、艾青去北大荒” ,“丁玲年纪大了,可以不离开北京,在安置时要考虑到以后创作”等等。到底以哪个意见为准呢?
      1958年6月丁玲获准去北大荒时,从作协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介绍信上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当时丁玲发表作品的权利已被剥夺,“从事创作”根本不可能,即便真的“从事创作”,不给工资又靠什么生活?
      这封介绍信,才是对丁玲的最后处置意见。
      如此“看望”
      《在北大荒的日子》写到,1959年7月,作协秘书长张僖奉周扬之命,到汤原农场“了解丁玲改造情况”,用了一个颇有人情味的小标题:《借了解改造情况,周扬派干部看望丁玲》。但无论就文章内容还是我的亲身感受,都体会不到“看望”的善心。
      首先我要澄清一个事实。文章说,“张僖到汤原农场招待所刚放下东西,丁玲就进屋打招呼,她问:‘你是否给我摘帽子来了?’”这纯系子虚乌有。
      前面我已说过,1959年的五六月间,王震同志在佳木斯宾馆召见我们时已明确告诉丁玲:今年中央要解决一部分人的摘帽问题,里面没有你。丁玲当即表示,自己下来时间不长,多锻炼多考验一个时期为好。言犹在耳,仅仅一个多月后,丁玲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和张僖见面,根本谈不到“摘帽”的事,倒是他告诉我们:1956年参加主持复查丁陈反党集团案的原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和其他几位同志,也都被划为“反党集团”,开除了党籍。我们明白,这是告诉我们,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
      根据张僖提供的情况,《在北大荒的日子》说:“农场党委书记程远哲告诉张僖,党委会对于丁玲摘帽问题意见不一致。张僖当日下午旁听党委会,发现在丁玲问题上大家争论相当激烈。有的委员说丁玲善于用小恩小惠拉拢青年人。” 随后,文章叙述了张僖在农场的见闻及丁玲和张僖的谈话,其中没有一个字说丁玲好,似乎张僖听到的全是说丁玲的坏话。且不说这些叙述与事实相去甚远,只说既是大家“争论相当激烈”,就必有坏话好话,为何只引一面之辞?
      文章接着说:“张僖在正式报告中汇总当地总的看法:(丁玲)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丁玲到汤原农场仅仅一年,“当地”怎能知道“她原来的那一套” 是什么?怎么会说出“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的断语?
      文章随后说,作协党组在1959年9月17日给中宣部的汇报中,将丁玲列入“被划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类中,理由是:“由于她有拉拢人的企图,许多同志不理她,她就情绪消沉,质问农场书记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是否变了?说明她的老毛病还没有变。”
      事情再明白不过了,周扬派干部到汤原农场,就是搜集乃至编造基层对丁玲的不满,为不给丁玲摘帽制造口实。文章还透露,到了1962年底,王震为丁玲摘帽再给作协写信,中宣部委派作协干部再度去汤原农场调查,结果仍是“基层说她问题很多”。丁玲的右派帽子一直到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才摘掉。
      北大荒人怎么说
      丁玲在北大荒的表现究竟如何,北大荒基层组织对丁玲究竟是什么看法?
      《在北大荒的日子》发表后,北大荒农场的一些同志打来电话,异口同声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时至今日还要假借我们北大荒人的名义给丁玲抹黑?”当年汤原农场党委组织干事兼党委秘书宁文成,翻找档案资料,找当年的当事人核实情况,写来了七千多字的材料,指出文章中许多重要的不实之处。这里,仅就宁文成材料中关于汤原农场党委在丁玲摘帽问题上的态度,摘录几段。
      “1959年上级没有批示汤原农场党委讨论丁玲、陈明摘帽问题,因此不存在意见不一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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