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曾给中国文学奉献了杰出的作品，她不幸的命运尤其值得后人思索。
下篇叙文的作者是与丁玲患难与共数十年的陈明先生
１９５５年末，丁玲无端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首犯。１９５７年反右扩大化中，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我也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撤销级别。在等候接受进一步组织处理的日子里，我和丁玲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考虑今后的出路、工作和生活。文坛既不容我们，我们决心离开文坛，离开北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埋头苦干，从头革命，党该不会拒绝的。同时我们相信，假以时日，错误可以纠正，冤案必将昭雪，党内不乏这样的先例。
１９５８年３月上旬，中央文化部北京电影制片厂通知我保留厂籍，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丁玲便决心争取也去北大荒。３月１５日我离开北京，随后丁玲便向作协领导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作协领导考虑她的身体，没有答复。
我到密山后，和一批“右派”被分到宝清县８５３农场，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大约是５月的一个星期日，王震同志突然到新建队来视察。他向全队人员讲话后，我走进队部的帐篷，向他面陈丁玲来北大荒的要求和作协领导的意见，请求王震同志回北京后予以支持。王震同志关切地询问了丁玲的身体和我们的经济情况，一口回答说：“好嘛，她来北大荒，我同意！”当天晚上，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丁玲，随后还写信告诉她需要带些什么衣物和生活用品。
时隔不久，６月下旬，丁玲就来到密山。王震同志在密山农垦局接见她，并告诉她：“已经打电话通知８５３农场调陈明来，你们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离佳木斯近，交通方便些，住处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在王震同志亲自过问安排下，１９５８年７月初，丁玲和我一起到汤原农场，开始了漫长的北大荒生活。
过了一年，大约是１９５９年的五六月间，王震同志到佳木斯，在宾馆接见了丁玲和我，一见面就说：“叫你们来，让你们休息几天，就住在这里。今后可以常来，也住这里。”在佳木斯的几天里，有时他让秘书找我们到他房里共进午餐，有时邀我们看电影或参加晚会。一次午餐时，他对丁玲说：“今年中央要解决一部分人的摘帽问题，这里面没有你。”丁玲说：“我们下来时间不长，多锻炼多考验一个时期好。”
又过了一年，１９６０年底，王震同志把我们召回北京，在农垦部部长办公室一见面就说：“这回叫你们来，是帮你们解决问题。”他交待秘书给我们找一家好一点的宾馆，让我们住下来休息。在这期间，他曾邀集２０来位水利专家到农垦部研讨垦区土地盐碱化改造问题，把我们也找去参加，并向与会专家介绍说：“这是作家丁玲。”后来他因病住院，我们到协和医院去看他，他带我们到也在那里住院的作协党组负责人之一邵荃麟同志的病房。邵荃麟同志当着我们的面对王震同志说，丁玲在农场扫盲，为畜牧队夺得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考虑摘帽。听了这话，我们深深体会到王震同志的用意和好心。
遗憾的是王震同志的努力落空了。１９６１年秋，作协张僖同志奉命第二次到汤原农场调查我们的情况。他对我们说：“对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一案，将摘去一部分人的右派帽子，不会全摘，也不可能一个不摘。”他还告诉我们：“ 作协领导建议，你们可以做点创作的准备。”这年冬天，农场党委向我们宣布：摘掉陈明的右派帽子。但是丁玲不仅依然戴着右派的帽子，作协领导“做点创作准备”的建议也没有条件落实。
１９６３年国庆节后，丁玲生病，我们请假去北京检查治疗。在看望王震同志时，丁玲向他反映了“创作准备”的问题。王震同志很关心，说：“最近要召开国营农场场长会议，我对他们交待一下，给你们提供创作条件。”他还两次加重语气对丁玲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可见，王震同志不仅亲自安排丁玲去北大荒，而且自始至终给她温暖与关怀。
《在北大荒的日子》却借转引的郭小川在“文革”中的一份材料说：“当初王震愿意留下艾青，并不想要丁玲，认为丁玲是‘老狐狸’。郭说，丁玲没地方放，王震坚决不要，顶回来了。后来刘白羽通过黑龙江省委，设法把丁玲安排到北大荒农场。”我不能断定郭小川是否写过这个材料，更不知道“文革”中的材料有多大的可靠性，我只是感到诧异这些按照中央拨乱反正的精神本该早就销毁的材料，为什么至今还能堂而皇之地被一些人引来引去，甚至登在报纸上广为宣传。一些了解当年情况的同志读了《在北大荒的日子》后，或来电或来函，认为这样不负责任地引用材料，不仅让读者上当，而且也有损王震同志的形象。
作协党组的处置意见
《在北大荒的日子》写到，在丁玲去北大荒１０个月之后，一位领导说：“ 原来并没决定她必须下去，是她自己要求下去的。”
的确，去北大荒是丁玲自己的要求，那么作协党组的处置意见是什么呢？文章披露，作协党组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如“拟让丁玲等人深入基层生活，改造思想，继续写作”，“哪儿艰苦就去哪儿改造”，“让丁玲、艾青去北大荒” ，“丁玲年纪大了，可以不离开北京，在安置时要考虑到以后创作”等等。到底以哪个意见为准呢？
１９５８年６月丁玲获准去北大荒时，从作协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介绍信上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当时丁玲发表作品的权利已被剥夺，“从事创作”根本不可能，即便真的“从事创作”，不给工资又靠什么生活？
这封介绍信，才是对丁玲的最后处置意见。
如此“看望”
《在北大荒的日子》写到，１９５９年７月，作协秘书长张僖奉周扬之命，到汤原农场“了解丁玲改造情况”，用了一个颇有人情味的小标题：《借了解改造情况，周扬派干部看望丁玲》。但无论就文章内容还是我的亲身感受，都体会不到“看望”的善心。
首先我要澄清一个事实。文章说，“张僖到汤原农场招待所刚放下东西，丁玲就进屋打招呼，她问：‘你是否给我摘帽子来了？’”这纯系子虚乌有。
前面我已说过，１９５９年的五六月间，王震同志在佳木斯宾馆召见我们时已明确告诉丁玲：今年中央要解决一部分人的摘帽问题，里面没有你。丁玲当即表示，自己下来时间不长，多锻炼多考验一个时期为好。言犹在耳，仅仅一个多月后，丁玲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和张僖见面，根本谈不到“摘帽”的事，倒是他告诉我们：１９５６年参加主持复查丁陈反党集团案的原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和其他几位同志，也都被划为“反党集团”，开除了党籍。我们明白，这是告诉我们，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
根据张僖提供的情况，《在北大荒的日子》说：“农场党委书记程远哲告诉张僖，党委会对于丁玲摘帽问题意见不一致。张僖当日下午旁听党委会，发现在丁玲问题上大家争论相当激烈。有的委员说丁玲善于用小恩小惠拉拢青年人。” 随后，文章叙述了张僖在农场的见闻及丁玲和张僖的谈话，其中没有一个字说丁玲好，似乎张僖听到的全是说丁玲的坏话。且不说这些叙述与事实相去甚远，只说既是大家“争论相当激烈”，就必有坏话好话，为何只引一面之辞？
文章接着说：“张僖在正式报告中汇总当地总的看法：（丁玲）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丁玲到汤原农场仅仅一年，“当地”怎能知道“她原来的那一套” 是什么？怎么会说出“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的断语？
文章随后说，作协党组在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７日给中宣部的汇报中，将丁玲列入“被划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类中，理由是：“由于她有拉拢人的企图，许多同志不理她，她就情绪消沉，质问农场书记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是否变了？说明她的老毛病还没有变。”
事情再明白不过了，周扬派干部到汤原农场，就是搜集乃至编造基层对丁玲的不满，为不给丁玲摘帽制造口实。文章还透露，到了１９６２年底，王震为丁玲摘帽再给作协写信，中宣部委派作协干部再度去汤原农场调查，结果仍是“基层说她问题很多”。丁玲的右派帽子一直到１９７８年粉碎“四人帮”后才摘掉。
北大荒人怎么说
丁玲在北大荒的表现究竟如何，北大荒基层组织对丁玲究竟是什么看法？
《在北大荒的日子》发表后，北大荒农场的一些同志打来电话，异口同声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时至今日还要假借我们北大荒人的名义给丁玲抹黑？”当年汤原农场党委组织干事兼党委秘书宁文成，翻找档案资料，找当年的当事人核实情况，写来了七千多字的材料，指出文章中许多重要的不实之处。这里，仅就宁文成材料中关于汤原农场党委在丁玲摘帽问题上的态度，摘录几段。
“１９５９年上级没有批示汤原农场党委讨论丁玲、陈明摘帽问题，因此不存在意见不一致问题。
下篇叙文的作者是与丁玲患难与共数十年的陈明先生
１９５５年末，丁玲无端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首犯。１９５７年反右扩大化中，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我也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撤销级别。在等候接受进一步组织处理的日子里，我和丁玲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考虑今后的出路、工作和生活。文坛既不容我们，我们决心离开文坛，离开北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埋头苦干，从头革命，党该不会拒绝的。同时我们相信，假以时日，错误可以纠正，冤案必将昭雪，党内不乏这样的先例。
１９５８年３月上旬，中央文化部北京电影制片厂通知我保留厂籍，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丁玲便决心争取也去北大荒。３月１５日我离开北京，随后丁玲便向作协领导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作协领导考虑她的身体，没有答复。
我到密山后，和一批“右派”被分到宝清县８５３农场，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大约是５月的一个星期日，王震同志突然到新建队来视察。他向全队人员讲话后，我走进队部的帐篷，向他面陈丁玲来北大荒的要求和作协领导的意见，请求王震同志回北京后予以支持。王震同志关切地询问了丁玲的身体和我们的经济情况，一口回答说：“好嘛，她来北大荒，我同意！”当天晚上，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丁玲，随后还写信告诉她需要带些什么衣物和生活用品。
时隔不久，６月下旬，丁玲就来到密山。王震同志在密山农垦局接见她，并告诉她：“已经打电话通知８５３农场调陈明来，你们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离佳木斯近，交通方便些，住处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在王震同志亲自过问安排下，１９５８年７月初，丁玲和我一起到汤原农场，开始了漫长的北大荒生活。
过了一年，大约是１９５９年的五六月间，王震同志到佳木斯，在宾馆接见了丁玲和我，一见面就说：“叫你们来，让你们休息几天，就住在这里。今后可以常来，也住这里。”在佳木斯的几天里，有时他让秘书找我们到他房里共进午餐，有时邀我们看电影或参加晚会。一次午餐时，他对丁玲说：“今年中央要解决一部分人的摘帽问题，这里面没有你。”丁玲说：“我们下来时间不长，多锻炼多考验一个时期好。”
又过了一年，１９６０年底，王震同志把我们召回北京，在农垦部部长办公室一见面就说：“这回叫你们来，是帮你们解决问题。”他交待秘书给我们找一家好一点的宾馆，让我们住下来休息。在这期间，他曾邀集２０来位水利专家到农垦部研讨垦区土地盐碱化改造问题，把我们也找去参加，并向与会专家介绍说：“这是作家丁玲。”后来他因病住院，我们到协和医院去看他，他带我们到也在那里住院的作协党组负责人之一邵荃麟同志的病房。邵荃麟同志当着我们的面对王震同志说，丁玲在农场扫盲，为畜牧队夺得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考虑摘帽。听了这话，我们深深体会到王震同志的用意和好心。
遗憾的是王震同志的努力落空了。１９６１年秋，作协张僖同志奉命第二次到汤原农场调查我们的情况。他对我们说：“对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一案，将摘去一部分人的右派帽子，不会全摘，也不可能一个不摘。”他还告诉我们：“ 作协领导建议，你们可以做点创作的准备。”这年冬天，农场党委向我们宣布：摘掉陈明的右派帽子。但是丁玲不仅依然戴着右派的帽子，作协领导“做点创作准备”的建议也没有条件落实。
１９６３年国庆节后，丁玲生病，我们请假去北京检查治疗。在看望王震同志时，丁玲向他反映了“创作准备”的问题。王震同志很关心，说：“最近要召开国营农场场长会议，我对他们交待一下，给你们提供创作条件。”他还两次加重语气对丁玲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可见，王震同志不仅亲自安排丁玲去北大荒，而且自始至终给她温暖与关怀。
《在北大荒的日子》却借转引的郭小川在“文革”中的一份材料说：“当初王震愿意留下艾青，并不想要丁玲，认为丁玲是‘老狐狸’。郭说，丁玲没地方放，王震坚决不要，顶回来了。后来刘白羽通过黑龙江省委，设法把丁玲安排到北大荒农场。”我不能断定郭小川是否写过这个材料，更不知道“文革”中的材料有多大的可靠性，我只是感到诧异这些按照中央拨乱反正的精神本该早就销毁的材料，为什么至今还能堂而皇之地被一些人引来引去，甚至登在报纸上广为宣传。一些了解当年情况的同志读了《在北大荒的日子》后，或来电或来函，认为这样不负责任地引用材料，不仅让读者上当，而且也有损王震同志的形象。
作协党组的处置意见
《在北大荒的日子》写到，在丁玲去北大荒１０个月之后，一位领导说：“ 原来并没决定她必须下去，是她自己要求下去的。”
的确，去北大荒是丁玲自己的要求，那么作协党组的处置意见是什么呢？文章披露，作协党组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如“拟让丁玲等人深入基层生活，改造思想，继续写作”，“哪儿艰苦就去哪儿改造”，“让丁玲、艾青去北大荒” ，“丁玲年纪大了，可以不离开北京，在安置时要考虑到以后创作”等等。到底以哪个意见为准呢？
１９５８年６月丁玲获准去北大荒时，从作协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介绍信上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当时丁玲发表作品的权利已被剥夺，“从事创作”根本不可能，即便真的“从事创作”，不给工资又靠什么生活？
这封介绍信，才是对丁玲的最后处置意见。
如此“看望”
《在北大荒的日子》写到，１９５９年７月，作协秘书长张僖奉周扬之命，到汤原农场“了解丁玲改造情况”，用了一个颇有人情味的小标题：《借了解改造情况，周扬派干部看望丁玲》。但无论就文章内容还是我的亲身感受，都体会不到“看望”的善心。
首先我要澄清一个事实。文章说，“张僖到汤原农场招待所刚放下东西，丁玲就进屋打招呼，她问：‘你是否给我摘帽子来了？’”这纯系子虚乌有。
前面我已说过，１９５９年的五六月间，王震同志在佳木斯宾馆召见我们时已明确告诉丁玲：今年中央要解决一部分人的摘帽问题，里面没有你。丁玲当即表示，自己下来时间不长，多锻炼多考验一个时期为好。言犹在耳，仅仅一个多月后，丁玲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和张僖见面，根本谈不到“摘帽”的事，倒是他告诉我们：１９５６年参加主持复查丁陈反党集团案的原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和其他几位同志，也都被划为“反党集团”，开除了党籍。我们明白，这是告诉我们，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
根据张僖提供的情况，《在北大荒的日子》说：“农场党委书记程远哲告诉张僖，党委会对于丁玲摘帽问题意见不一致。张僖当日下午旁听党委会，发现在丁玲问题上大家争论相当激烈。有的委员说丁玲善于用小恩小惠拉拢青年人。” 随后，文章叙述了张僖在农场的见闻及丁玲和张僖的谈话，其中没有一个字说丁玲好，似乎张僖听到的全是说丁玲的坏话。且不说这些叙述与事实相去甚远，只说既是大家“争论相当激烈”，就必有坏话好话，为何只引一面之辞？
文章接着说：“张僖在正式报告中汇总当地总的看法：（丁玲）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丁玲到汤原农场仅仅一年，“当地”怎能知道“她原来的那一套” 是什么？怎么会说出“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的断语？
文章随后说，作协党组在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７日给中宣部的汇报中，将丁玲列入“被划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类中，理由是：“由于她有拉拢人的企图，许多同志不理她，她就情绪消沉，质问农场书记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是否变了？说明她的老毛病还没有变。”
事情再明白不过了，周扬派干部到汤原农场，就是搜集乃至编造基层对丁玲的不满，为不给丁玲摘帽制造口实。文章还透露，到了１９６２年底，王震为丁玲摘帽再给作协写信，中宣部委派作协干部再度去汤原农场调查，结果仍是“基层说她问题很多”。丁玲的右派帽子一直到１９７８年粉碎“四人帮”后才摘掉。
北大荒人怎么说
丁玲在北大荒的表现究竟如何，北大荒基层组织对丁玲究竟是什么看法？
《在北大荒的日子》发表后，北大荒农场的一些同志打来电话，异口同声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时至今日还要假借我们北大荒人的名义给丁玲抹黑？”当年汤原农场党委组织干事兼党委秘书宁文成，翻找档案资料，找当年的当事人核实情况，写来了七千多字的材料，指出文章中许多重要的不实之处。这里，仅就宁文成材料中关于汤原农场党委在丁玲摘帽问题上的态度，摘录几段。
“１９５９年上级没有批示汤原农场党委讨论丁玲、陈明摘帽问题，因此不存在意见不一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