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公盾（原名郑能瑞），1919年出生，福建长乐县人。早年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毕业后在沙县洞天岩省福高任教。1938～1941年，他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化学系、广西大学政治系、协和大学历史系，获得化学和文学学士称号；1945年在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得理学硕士称号。
     公盾在青少年时代就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1936年，他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了邹韬奋、沈钧儒等人发起的中国抗日救国会，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省福高任教时，担任历史、语文课老师，在讲授中国历史时采纳了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新观点，内容丰富生动，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在1939～1941年，他在厦门大学和广西大学就读期间，曾参与由郭沫若和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工作，担任该报《青年政治》副刊的主编。
    
     《救亡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广西桂林出版的一张党领导下的进步报纸。它一直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亲自指示《救亡日报》的办报方针为：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人都喜欢看的报纸。
    
     由于公盾学习成绩优异、思想进步，1939年秋经广西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铁生（共产党员，解放后在中调部工作）介绍到《救亡日报》报社工作。公盾在任该报《青年政治》副刊的主编期间，既编亦写，针砭时弊，呼吁“抗日、团结、进步”，使副刊办得虎虎生气。公盾以他的才华和政治热情全部投入，专刊共出了13期。1940年底，皖南事变发生后，公盾义愤填膺，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在诗篇《谁能唱下去？》中写下了“当成千人民流着眼泪的时候，我仍然要唱下去，仍然有坚强不屈的信心”的诗句，展示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公盾不愧为是我党文化事业的一位杰出战士。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大肆追捕革命青年，他回到福建，于1941～1944年协同福州地下党负责人李铁、曾焕乾工作。1945年初，受共产党员、著名记者羊枣之邀到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工作。
    
     羊枣，原名杨潮，1944年应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刘建绪之邀，任省政府参事、省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员，主持《民主报》笔政，并任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顾问兼中文部主任。羊枣团结文化界进步人士，写评论、编刊物、作时事报告，分析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战斗着。他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成为东南各省风靡一时的读物，也是抗战进步文化的一大标志。羊枣精通英文，才思敏捷，文笔犀利。1945年，他精辟地分析了希特勒德国垮台后的世界政治军事态势，准确地计算了盟军为解决太平洋战争需要调动的兵力及所需时间，预测了对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间。在他写的《从柏林到东京》一文中指出，“如果苏联参战，如果美空军对敌国本部的战略轰炸特别有效，如果我军反攻有力……至多三、四个月，日本便可能完全崩溃。”结果正如羊枣所料，文章发表不到3个月，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
    
    
     公盾应羊枣之邀到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工作以后，随同羊枣做了很多有益于我党的工作。当时，他们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是有联系的，成批的《新华日报》、《群众》以及我党的宣传品，通过美军飞机运抵永安城，然后他们带到自己宿舍，加以伪装分发到东南沿海各地，提供给我党的地下党员。他们曾经秘密散发了从重庆辗转寄来的50份刊有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新华日报》，以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等中共七大文件，激起强烈的反响。
    羊枣的如椽巨笔，为反对国际法西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也为反动派所仇视。1945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永安大狱”事件，悍然逮捕了羊枣等30多名文化界人士。1946年羊枣被虐死在杭州狱中，引起全国新闻界、文化界的极大愤慨。在羊枣被捕前后,公盾和地下党的其他同志一起，极力营救并发动罢工鼓动抗日。公盾因而受到国民党的监视，不得不转移至杭州。
    
     公盾在抗战胜利后，主要在杭州从事文史研究并利用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同时就读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生，发表了有关人类学的学位论文。
    
    浙江解放后，公盾参加浙江省军管会文教部工作。先后任杭州第一高级中学和文德女子中学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浙江省文教厅研究室主任。
    
     1950年，公盾由中央组织部调到北京，先后任《学习》杂志社办公室主任、代社长，《红旗》杂志党委成员、文艺组组长。他为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此期间，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以及《学习》、《红旗》、《新建设》、《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大量有关文史哲、政经、科技方面的文章。
    
     由于他一直从事革命文艺理论和文学遗产的继承和批判的研究，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文艺组，任办公室主任。但是，具有革命觉悟的公盾，当他发现四人帮通过戚本禹要整理周总理的材料时，他毅然上书党中央汇报，可是落入叶群之手，反被冤屈打入秦城监狱。在长达8年之久的牢狱生活中，他受到残酷的迫害，被打掉了12颗牙齿。然而，他坚信真理，决定把牢底坐穿。他在十分艰苦的环境里，以写交代材料为名，认认真真地通读了马列全集到第30卷，并在马列著作的字里行间写下了读书笔记和诗篇。直到1975年5月12日他才获释放，1979年12月10日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和党籍。
    
    
     公盾在出狱平反后，于1978年调到中国科协，负责恢复和重建科学普及出版社的工作。对于被“四人帮”砸烂的科普出版社要恢复和重建是多么地艰难：一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二没有骨干人员。公盾找回了一些得力的业务骨干，又对出版社的组织机构进行科学的整编，使出版社有了眉目。1979～1983年，他被任命为科普出版社的总编辑，主管全社编辑业务工作。
    
     在他担任总编辑期间，先后共出版了777种科普图书，其中包括基础科学、应用技术、科学史和科学家传记、科学文艺以及外语教学等各种门类。特别是与美国《时代—生活》丛书出版社合作、改编出版的《少年科学知识文库》10卷本，包括《数学》、《植物》、《昆虫》、《动物》、《水下生物》、《史前生物》、《交通运输》、《电子与能》、《宇宙与气象》和《生活情趣》，各卷内容均补充了我国不少珍贵资料。出版后受到国家和科协的重视，教育部还发函各省市教育部门，向中小学推荐。第一版发行7万套，共70万册。尔后，还出版了许多畅销图书如《化学辅导员》、《新编万年历》、《BASIC语言》、《天文挂图》以及老一辈科普作家的作品选集等。组织出版了两套《机械工人技术培训教材》（初级本和中级本），对提高技术工人的素质起到重要的作用，直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该教材陆续出版和再版，发行量从几万册到几百万册。同时，还十分重视和支持新生事物的成长。比如出版《英语科普文选》，并配制录音磁带。
    
     在出版大量科普图书的同时，公盾请示科协着手恢复了《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并相继创办了《现代化》、《中国科技史料》和《科学大观园》杂志，组织创办《发现》译刊。这些杂志在全国科普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除此而外，在1979年还在广州建立了分社。分社选题思路宽，出书快，很快创办了《科普画刊》和《武林》杂志。月发行量超出2百万份，并远销港澳、亚太地区和欧美各国。
    
     1981年，科普出版社在深圳筹建了东方科技服务公司，成为该社扩大影响和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窗口。
    
    
    
     公盾在办社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对编辑人员的素质培养，他认为要做好编辑工作，首先要不断学习和补充新的科学知识；其次，不仅要熟悉出版业务，还必须经常做调查研究，要密切注视出版界的动态，要思想活跃，出好点子；第三，一定要具有较高的文字水平，不但会改稿，还要自己动手写稿。
    
     通观公盾在科普出版社短短的4年时间，呕心沥血地为党工作，使科普出版社全方位地得到提升。同时，也充分说明公盾是一位有远见、有胆略的出版家。
    
    在1983年7月，公盾调任中国科普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被选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和中国科技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担任过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科学家》杂志顾问、中国创造协会顾问，以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四川大学、江西大学、山西大学、杭州师范、福建师范大学等十几所院校兼职教授。他曾多次出国，先后到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国访问参观并应邀主讲《马列主义与自然科学》。他与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作家李约瑟博士也交往甚密，多次互赠出版书刊。他不仅是个优秀共产党员、著名科普作家，还是个文艺理论家、编辑家和出版家。1990年，在中国科普作协第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