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刘焕文年轻时得二叔祖提携，曾就学上海震旦大学，后赴法国留学。历任驻法公使馆秘书、驻比利时、瑞典等国领事。1927年回国，因不满当时政府的腐败，退出官场，从事于中法民间的文化交流工作，就职上海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孔德图书馆，参与巴黎国际博览会的展出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和法国的一切文化交流都中断，父亲也就失去了工作，直至抗战胜利，始终处于半失业状态，家境极端困难。抗战胜利后，经沈天梦姑父介绍，进入南亚企业公司工作，任会计、出纳，全家生活才初获温饱，但我兄弟三人的学费仍依靠亲友接济。直至解放后，父亲工资收入有所提高，物价稳定，我们兄弟三人在国家的培养下都先后大学毕业，参加了革命工作，家境才渐趋好转。父亲在1958年退休，同年偕母亲从上海迁居北京，安度晚年。
    父亲为人忠厚耿直，不善逢迎，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素养，也有升官的机会，但不愿同流合污，退居文化界，淡泊名利，洁身自好。对日寇的侵略，旧社会的腐败和不平等，深恶痛绝。从青年时起，就怀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但未能如愿报效祖国。解放后，我家也翻了身，他由衷地热爱新社会，拥戴党。
    
    
    先母陶仲懿出身书香门弟，但受重男轻女对待，迄未上过正规学校，只是在家随兄弟读书。
    因天资聪颖，有较好的中文基础。母亲排行第四，下面还有七个弟妹，所以少时即担负起帮带弟妹的重任，还要伺候体弱多病的外祖母。和父亲结婚时已30岁了(时父年36岁)，生育了我们三个儿子。抗战时期家居上海，父亲失业，物价飞涨，除一家五口外，还先后有寄居我家的堂姊恩丽、堂弟民生、表兄宗咸等，在这困难的岁月中，家务担子主要落在母亲身上，含辛茹苦，日夜操劳。母亲的恩爱还在于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当时我们正处在中学、小学阶段，她不愿我们辍学，认为念书上学才有出路才能摆脱困境，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三个儿子身上。为了筹措每学期的学费，协助父亲奔走于较富裕的亲戚之间。尔今怀念双亲恩爱的同时，不会忘记当年曾资助过我们的亲长。
    母亲在待人接物，应对进退，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方面，更是应付自如，深得诸亲友和邻里的爱戴，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解放后，我们都去外地工作，家务减轻，她投身于里弄工作，是街道上的积极分子，贯彻党的政策，团结群众，曾当选为上海常熟区妇女大会的代表。
    
    今天，我们三兄弟都早已大学毕业，事业有成，都有了比较富裕的家庭，没有辜负父母的培养和期望。他们付出了毕生的辛勤和心血，然而，没有得到我们一点回报，双亲走得早了，留给我们的是终生的遗憾和悔恨。
    祁愿双亲在天之灵安息吧！！！
    
     不孝子 璞、诚、勤 叩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