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1886-1960)1945年3月28日，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负责人亲临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在这里向一位“自辛亥以来……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的“革命老战士”的六十寿辰表达了最真诚的祝贺。这位老战士，就是正逢虚龄六十，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林伯渠，原名祖涵，号伯渠，字邃园，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16岁投考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校，在那里肄业两年半，得到了学校创始人熊希玲的指引，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立志为振兴中华而献身，为日后从事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02年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1904年春，经选拔考试，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
    　　
    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中国革命者同盟会。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在极为愤慨之下，毅然回国。
    　　
    1906年春天回国后，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约1年，
    　　
    1907年被派往东三省联络绿林，从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才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后被袁世凯通缉，于1913年5月逃亡日本，并加入到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受命回国后，曾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政务厅长等职。
    　　
    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林伯渠与湘军旅长林修梅退至衡阳起义，参加了护法之役，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1920年，林伯渠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整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加国民党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两任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在发动和领导农运工作时，他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吸收中央从事农运和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尽力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把国共两党对农运的领导有机的统一起来，为推动当时农运的发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勋。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他逃出国民党中央，出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把一支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弱的杂牌军，建设成北伐中的一支劲旅。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参崴学成回国。翌年三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调任没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这期间，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广泛开展节约储粮，保障了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供给。为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他一面成立没收征收局，向地富筹款借款；一面适当增发纸币，帮助各机关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基本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要。
    　　
    在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派他常驻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集中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他利用自己社会联系广、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重大贡献。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8年冬，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急需林伯渠去中央工作，12月12日，他告别延安，抵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后受党中央委托，前往东北迎接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30多位民主人士到北京。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林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他虽是63岁高龄，仍不辞劳苦，有时竟连续工作达20小时，为勉励自己，他在日记上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3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各项伟大斗争，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十一”以后，他同各方面进行广泛接触，商谈、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从速组成政府各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他对各地方政权建设也费出很大心血，为加强正副主席、各个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联系，传达贯彻各项指示决定，他批阅大量文件，筹备与组织各种会议，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他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倡导把定期下去视察工作，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作为党和国家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种制度。翌年5~6月，他率先到湖南视察，先后下到益阳、常德、临澧等县许多单位，找基层干部交谈，了解到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取得发言权。他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及在调查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他先后去广东、杭州、上海、南京、内蒙、山西、辽宁、宁夏、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视察，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在日记本中写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
    　　
    在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这期间，他以古稀之年，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59年7月参加庐山会议时，在自己准备的发言提纲中，记有“我们的不足”是“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其不足之处，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是不可免的；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7月13日写成《庐山即景》一诗，诗中写有“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作结论”之句。1959年8月，林伯渠率代表团赴蒙古访问，受到蒙古人民的热烈欢迎。
    　　
    1960年5月，他病情恶化，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去北京医院治疗，29日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说：“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到：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得到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仰和爱戴。 主要著述收入《林伯渠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