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桢，动物学家、遗传学家，教育家。中国动物遗传学的创始人和动物行为学、生物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在金鱼遗传、蚂蚁行为和生物学史研究上获重要成果，30年代所编著的高级中学《生物学》教科书，影响数代人，对我国生物学人才培养和中学的生物学教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桢，字席山，后改协三。1894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邗江县瓜州镇。 1911年——1916年就读金大附中。 1919年考取清华学校专科，公费赴美留学。先在康乃尔大学农学系进修，1920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学习，1921年获硕士学位后，随著名遗传学家Ｔ．Ｈ．摩尔根（Morgan）专攻遗传学。这对陈桢一生的科学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
1922年回国后，任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教授。1923年开始金鱼遗传的研究工作。由于教学中缺少合适的中文教材，他编著了《普通生物学》，于192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他在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此后除继续进行金鱼遗传的实验外，还开始对蚂蚁的筑巢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了便于观察，在实验室和家中都养了许多蚂蚁，不分日夜地连续观察，终于揭示了蚂蚁筑巢行为中的一些规律。1933年他编著了影响深远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生物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桢随清华大学南迁到长沙，任教于临时大学。1938年他回北京搬家。当时驻京的日军得知信息后，派驹井卓等日本遗传学家威逼他留在北京工作，他的行动也受到日本特务的监视。在威逼恐吓面前，做为一位正直爱国的科学家，陈桢不为所动。为了避开日本特务的监视，他连日前往协和医院，佯称在协和医院工作，并暗地迁居，最后趁机连夜由天津乘船经香港、海防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1946年，陈桢复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经他亲自认真组织和妥善安排，生物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绩。1948年，陈桢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北平研究院评议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来函邀请他去美任教。陈桢出于科学家的爱国心，回函谢绝，决心留下来为祖国人民服务。1949年以后，他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当时，正值苏联的李森科学派对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和苏联奉行这个学说的科学家进行猛烈抨击，我国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情况下也对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开展了批判，个别单位还出现了过火行为。因而一些东南亚华侨青年曾给陈桢写信询问：“国外风传您已被去职批判，停止工作，不知是否真的如此？”陈桢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复信表示，苏联在遗传学方面的激烈争论对中国虽有一定影响，但本人仍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教学、研究工作仍在进行，《生物学》一书仍在刊出新版发行，从而有力地澄清了国外的一些谣传。
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调整时，清华大学生物系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合并，陈桢在生物系从事生物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相继发表了一些有创见的论文。
1953年，陈桢继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和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之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主任，并主持中国动物图谱和《动物学报》的编辑工作。他先后聘请寿振黄，张春霖、沈嘉瑞等著名动物学家到动物研究室工作，使该研究室陆续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1955年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动物研究室改为动物研究所，陈桢任所长，他带病主持了动物研究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会议。病中他仍按“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了动物遗传学研究的规划设想。当年11月病逝于北京。
陈桢，字席山，后改协三。1894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邗江县瓜州镇。 1911年——1916年就读金大附中。 1919年考取清华学校专科，公费赴美留学。先在康乃尔大学农学系进修，1920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学习，1921年获硕士学位后，随著名遗传学家Ｔ．Ｈ．摩尔根（Morgan）专攻遗传学。这对陈桢一生的科学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
1922年回国后，任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教授。1923年开始金鱼遗传的研究工作。由于教学中缺少合适的中文教材，他编著了《普通生物学》，于192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他在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此后除继续进行金鱼遗传的实验外，还开始对蚂蚁的筑巢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了便于观察，在实验室和家中都养了许多蚂蚁，不分日夜地连续观察，终于揭示了蚂蚁筑巢行为中的一些规律。1933年他编著了影响深远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生物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桢随清华大学南迁到长沙，任教于临时大学。1938年他回北京搬家。当时驻京的日军得知信息后，派驹井卓等日本遗传学家威逼他留在北京工作，他的行动也受到日本特务的监视。在威逼恐吓面前，做为一位正直爱国的科学家，陈桢不为所动。为了避开日本特务的监视，他连日前往协和医院，佯称在协和医院工作，并暗地迁居，最后趁机连夜由天津乘船经香港、海防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1946年，陈桢复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经他亲自认真组织和妥善安排，生物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绩。1948年，陈桢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北平研究院评议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来函邀请他去美任教。陈桢出于科学家的爱国心，回函谢绝，决心留下来为祖国人民服务。1949年以后，他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当时，正值苏联的李森科学派对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和苏联奉行这个学说的科学家进行猛烈抨击，我国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情况下也对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开展了批判，个别单位还出现了过火行为。因而一些东南亚华侨青年曾给陈桢写信询问：“国外风传您已被去职批判，停止工作，不知是否真的如此？”陈桢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复信表示，苏联在遗传学方面的激烈争论对中国虽有一定影响，但本人仍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教学、研究工作仍在进行，《生物学》一书仍在刊出新版发行，从而有力地澄清了国外的一些谣传。
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调整时，清华大学生物系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合并，陈桢在生物系从事生物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相继发表了一些有创见的论文。
1953年，陈桢继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和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之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主任，并主持中国动物图谱和《动物学报》的编辑工作。他先后聘请寿振黄，张春霖、沈嘉瑞等著名动物学家到动物研究室工作，使该研究室陆续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1955年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动物研究室改为动物研究所，陈桢任所长，他带病主持了动物研究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会议。病中他仍按“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了动物遗传学研究的规划设想。当年11月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