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名士松，字鑑，號鏡之，１９０９年６月１５日生於上海殷行。我的先祖是明朝的御醫，獲明朝皇帝賜封於此，所以家中有不少醫書和招牌，後來被我的祖父當柴薪燒掉。日本侵華期間，把我家的墳山闢作軍用機場，也就是現在的江灣飛機楊，掘出之石棺，明代先人之遺體，身穿朝服，仍栩栩如生者。解放後，我家的袓屋也被拆建成水電廠工人宿舍。祖父原姓陳，名嘉言，是一名裁縫，由於殷家長房沒有男丁承祚，於是由族中長輩決定從遠房親戚陳姓族人中選一男丁入贅。辛亥革命軍興，祖父嘉言公是黃興部下的一名軍官，因為作戰有功，曾經獲得黃興親頒勳章與指揮刀，在抗日逃難時棄於黃埔江。
    
    祖父生有二男二女，辛亥革命成功後，在家中開了一間輾米廠。父親是長男，中學時在師範中學讀書，於1927年加入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並於復旦大學任地下刊物“飛石”的主編，有一次，父親在復旦的飯堂用膳，國民黨特務進入飯堂大喊父親的名字，父親於是從飯堂的後門逃走，父親在復旦大學只讀了一個學期，後來進入大夏大學又讀了一個學期後，又因國民黨的緝捕而停學。
    父親作為文藝青年常於內山書店與左翼文人交往，並被周楊評其詩作形似口號，嘗參與組織多次街頭暴動：先在街頭放下手絹，然後演講，待籌得一定款項後將硬幣用手絹包好，用作敲破汽車玻璃之用。
    有一次國民黨特務來到家中捕獲父親，時值冬天，袓父要求特務讓父親到樓上更衣獲准，於是父親在姑母的協助下拆掉與隔壁相間的木板(隔壁住的也是親戚，論輩份可算是我的太姑婆)從隔壁逃走，於是特務把我的袓父捉走並刑求，想調查父親藏匿的地方，當我那個在國民黨上海黨部任職的叔父保我袓父回來時，袓父已經是奄奄一息，沒有多久也就離開人世。
    抗戰期間，國共合作抗日，父親任上海郊區十多個縣的負責人及游擊武裝的參謀長。有一次父親在船上因膚色黝黑形似軍人而被日軍捕獲，後查出父親的身份，誘降不果，準備擇日槍決。父親被日軍單獨囚禁於一間民房，四周有日軍看守，父親於是數自己的脈搏來計算日軍的巡邏時間，並用自己的小便澆濕牆角挖洞，於一個風雨之夜脫光衣服逃走。
    逃走時，父親需要跳下城牆(兒時，父親就要我練習從高牆上跳下，說是急時有用)，因日軍出動軍犬追捕父親，父親不懂游泳，於是口啣麥管藏在護城河中，當父親回到家中，家人正為父親準備後事。
    解放前，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徐晚楓(原為中共黨員，被捕後叛變)找到父親，說全國通緝令已下，正扣在他手中，要父親立即隨他到機場，否則三日後即予拘捕，父親遂由滬抵港，未幾閱報，果見刊有通緝段士林的通告。解放後，有關方面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監獄中發現其上司陳沬(亦原為中共黨員，被捕後叛變)已發漲的屍體。
    解放後，父親送大哥回上海讀書，組織力勸父親留滬工作，遭父親拒絕，父親其後在澳門定居。
    父親在上海時，因工作需要，曾獲組織授以白朗寧手鎗二支，已於離滬前交回組織，因此事，害得大哥在文革時幾乎跳黃浦江，因為紅衛兵要大哥交出這兩支手槍。
    父親在1970 年7月10日因胆汁倒流，失醫而死，當時正被澳葡當局以莫須有罪名，未經審訊，被長期非法拘禁於氹仔社會復原所(此地原為一戒毒或精神病治療之地，而先嚴既非癮君子亦非精神病患者)。
    父親曾被國民黨反動派拘捕而沒有死，曾經被日寇拘捕而沒有死，曾經被汪偽政權拘捕而沒有死，而死在澳門的”愛國同胞”串通澳葡當局的非法拘留中，而父親窮數十年精力的有關哲學及博奕學的研究成果，澳葡"治安警察"答應看管的父親所遺下的數十箱書稿亦不知下落。
    
    在澳門回歸前，我曾向澳萄“申訴專員公署”提出申訴，被當時的有關當局以案件超過刑事追溯期為由拒絕聲請，而無視我一直為此事向澳葡有關當局提出申訴的事實，其後曾向澳葡的“法院”提出民事申訴，至今未見其回覆，這是一件有關人命的案件，這筆帳我是一定要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