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郁廷甫，1904年生，病瘁于1979年6月，享年75岁。祖父兄弟三人，二叔祖父郁廷升，三叔祖父郁廷文。祖父为长子，虽读书不多，但聪明好学，孝顺父母，并为母亲分担家务，照顾两个弟弟。祖父十六岁时，经人介绍去凤凰桥董家花木行学徒。由于祖父勤学苦练，学得一手看花品木之绝技，还学得一手数铜板拨算盘珠之高超本领，听我父亲说，他曾目睹过祖父数铜板拨算盘珠无有声音，且准确无误之技能，所以解放后1951年初供销社招收职工时，我祖父征得主考官王献兵的同意，以珠算代替笔算，既快又准，交卷在首，当即就被录取，分配在凤凰桥收花部工作。
    祖父从董家学成后回家，自己也做些收制和出售棉花的生意，还兼营米店，能赚些钱，于是在分家时，他照顾两个弟弟，把祖传的两埭房子分给两个弟弟，他自己在土地堂镇中自造了一埭七路瓦房三间和后屋两间。
    1941年新四军东进后，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在我家乡开展了起来，祖父那时即参加了革命，担任乐群乡财助，为共产党办了许多有益的事。后因环境紧张，于1942年去沪谋生，受他的表弟梁森（土地堂人，在上海经商）资托，去芜湖创办中国饭店，他任经理，期间与京剧大师李宗义多有来往，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他才离皖回沪，食居均在当时沪剧名伶丁是娥家，丁是娥当时是梁森之妻。
    1946年内战全面暴发，祖父到上海避难，直至上海解放后才回乡，于1951年初参加了供销社工作，退休后长期被单位留用，直到1976年才算正式退休。
    祖父在上海解放后，曾给陈毅市长写过一信，细说了自己在新四军东进后参加革命，担任过我方乡财助的经历，要求继续参加革命工作，为党和人民效力，三个月后，陈毅市长有一复信，而祖父已经回乡，未能及时收到陈毅市长的信，据同乡人李俊之说，他在几个月后到祖父的住地去过一次，在房东家看到此信，但又未能及时转到乡下来，时间长了，信也丢失了。据李俊之说，信的意思是要祖父到上海民政局报到，可惜因过早返乡，失去了良机，不然的话，祖父当时可在上海工作，后辈的人也可能会是别的境况。这件事已成历史，后人知道了也感到异常欣慰。
    祖父在青年时期就非常重视结交知书达理的有识之友。在芜湖时，东吴大学毕业的挚友李凌云先生，来自家乡的郁廷茂、郁廷升、丁文忠、郁宝生、郁宝林、姚云山、陈相文、张老二等人，都在中国饭店挂职。
    祖父平日爱做善事，善于爱护和培养年轻职工，如教会一些同志品花技能，教会一些同志拨打算盘，还常给同事职工讲些革命故事和道德哲理。在凤凰桥、土地堂、木桩港、富安镇、大洪镇、新河镇等处工作时，他能在保证政策落实、国家有益的基础上，尽量照顾到棉农利益，和群众的关系搞得很好，这几处的职工和附近群众都尊称他郁先生，敬重异常。祖父既是早年倾向中共的好同志，又是乐于做善事的真君子。
    祖母毛芬郎，1904年出生，病瘁于1968年12月，享年64岁。
     祖母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为了把6个儿女拉扯成人，她含辛茹苦，受尽了煎熬。在祖父1942年去芜湖至1949年解放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祖母既要常常带领儿女东逃西躲，以避日伪军和国民党还乡团的浩劫，又要种地、纺纱织布，解决儿女吃饱穿暖之事，还吃辛受苦地拼命让儿女们上学读书。祖母对儿女的管教非常严格，她虽然不识几个字，可她常以朴实的做人之道来教育和影响儿女，如教育儿女见到孤苦老人要尽力帮助，以解其难；不要欺侮年小之人；见到长辈要有称呼，要有礼貌；见到人家吃好的，不要挨到人家餐桌边上去；见到人家有自己心爱的玩物，切切不可向人家要，更不能随便拿他人之物；儿女们上学了，她教育儿女要尊敬老师，等等。祖母所教养的六个儿女，成人后，工作后，成家后，都能勤勤恳恳工作，正正派派做人，和和睦睦治家。这一切都是祖母谆谆教诲的结果，所以土地堂镇上的人，甚至附近村子里的人，对祖母都十分尊敬，一致誉她为郁家的贤媳，大海的贤妻（“大海”乃祖父之小名），六个儿女的良母，是土地堂镇一方妇女中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