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勋纪念馆
苏国勋纪念馆
姓名:苏国勋
生辰:1942.2.4
民族:汉族
忌日:2021.2.1
籍贯:北京
地区:北京
国家:中国
    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第一代社会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理论研究室原主任苏国勋先生于2021年2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九岁。2月5日上午十时,苏国勋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今天早上,苏老师走了。
    赶往医院的车上,老师的样貌一帧帧地涌来,止不住。到了医院,抱住师母,一阵阵难过的泪水落下来,止不住。
    恩情之事,最让人欣慰,也最让人心痛。师如父,只有再也见不到的时候,才发觉老师的恩情最真、最切。此时的情形,让我想起当年钱宾四先生离世,严耕望先生想起钱师曾说过的一句话:“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
    亲爱的老师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去亲爱他,这是内心的伤悲处。老师再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了,再不会把他的才思和恩情交给我们了;他似乎定格在了那里,一切似乎已经终止。可回忆再造的生命,却会永远继续下去,老师植入在我们心底里的精神,会一直传递下去。
    人的真正的生命,是由一桩桩往事连带而成的;往事不朽,是因为老师身上那些最明亮的光和色彩,会时常油然而现,并刻出最深的烙印,无法磨灭。
    第一次见苏老师,是1995年,到今天足足有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的时间,一个人可以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二十六年的时间,也足以让一个人在老师的教诲下,在学问上有着同样的成长。可是说到老师的哺育,时间要更长。
    中学时候,常常和小伙伴们一起逛书店,书架上有几套醒目的丛书,都写着“文化:中国与世界”的字样。那时候,知道在每本书里,都有一长串学者的名字:甘阳、苏国勋、刘小枫……各种书的名字也因抽象晦涩而引人好奇:《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悲剧的诞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小时候的书,都是因为敬仰而买的,买来也看不懂,最多只是前言后记,可是印记是烙下了。人和书,都高不可攀,像是有雪的山,纯净而高远。不管怎样,它们都是路标,值得崇敬,也值得憧憬。
    
    后来去复旦求学,从哲学和社会学那里学了些知识,才有了真勇气,一本本地去读。那时候的校园风气,也是由这些学者、这些书引领的;无论南北,同学们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历史与现实中的大问题、难问题,还有永恒的问题。还记得,当时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定要与苏老师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配合着读,要知道,这是中国学者最早也是唯一论述韦伯思想的论著。书拿在手里,感觉也是特别重的,丝毫不敢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地读,而是满怀敬意、逐字逐句地读,甚至拿着尺子在字里行间画出笔直的线来……我不知那时候是否读懂了老师的书,但今天回想起来才明白,也许对于读书来说,“敬”字和“懂”字同样重要,心中没有典范和尺度,懂了又如何?后来多少次搬家,读书笔记早就不见了,至于当时究竟记得了多少韦伯或老师的说法,是说不清了,可是读书的劲头,特别是老师著作带给我的砰然心动的感受,却在记忆中一往如新。特别是第一章第三节“以行动化解紧张”中的某些段落,与一个年轻人的心紧紧呼应着,直到今天,似乎都能够听见喘息的声音。那是学问和思想最源始的音响,始终有一种召唤的力量,甚至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它的律动反而更强。1995年,因为有这样的感召,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来北京读博士,而且非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不可。要来,就得通过招生考试。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博士理论试题是苏老师出的,可打开卷纸的那一刻,几乎所有人都傻眼了。我大致记得,论述题有两道:一是问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学说”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二是问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对于理解二十世纪社会理论的转化有何影响?坦率地说,这样的题目在今天的招生考试中是不敢出的,因为大家都怕招不来学生,学问早就被以结果为目标的制度绑架了。可那个时代,以苏老师为代表的学者们没有什么妥协的心态,学问本来就是照直了说的,何必在意太多?当时,沈原老师刚刚从理论室去了科研处当处长,大老远跑来研究生院,就在考场里来回溜达,背着手仔细端详每张卷子,恐怕是惹得考生们烦透了。可我明白,沈老师是太想招到人才了,急得冲到一线上,恨不得紧紧攥在手心里的样子,那样的神情我会记得一辈子的。反观今天,当学校里已经很少见到这样的神情时,曾经经历过温暖的我,也真是觉得烦透了。
    也许是因为读过哲学吧,我考得还好。第二天,还没开始判卷,沈老师就把消息传给苏老师了。接下来,就是苏老师的“召见”。当时,我的导师李汉林教授还在美国访学,苏老师大概是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位找我谈话的前辈了。是的,我记得,清楚地记得,那天走进理论室的办公室,苏老师坐在最里面,回过头来,很魁梧的身材,特别和蔼,眼神却是有光的。是的,我记得,清楚地记得,那就是我来北京之前脑子里浮现过多少次的老师的样子,那就是一位让我一心想成为的那种学者的样子,亲切而有力、纯然而犀利,既是一位长者,骨子里又透着年轻的气息,既让人心生敬意,又会让人盼着去接近他……特别多,而且来的人也都是嘻嘻哈哈、扯来扯去。沈原老师考场里是一本正经的,研究室里却没个正形,一口一口地“苏哥”叫着,而苏老师却反过来把小他好多岁的沈老师称作“沈爷”。研究室就像个贸易集散地,几乎聚集了整个研究所的活气。我能感觉到,这生动活泼的气氛,都缘于苏老师的为人,还有学问,同事们敬重他,在他面前也是最放松的。
    接下来,苏老师跟我说了一件正经事,叫我从下周起,每周二都来,参与编辑《国外社会学》,翻译一些理论文章。说实话,这让我大为吃惊:考试还没有最终结果,他却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博士本是来读书的,突然又有了一项工作。但就在面前,终得一见的苏老师,他的事业、他的书和他的人,不能不叫我完全信赖他,追随他,听他的话;我已经感觉到,他说的话,他所指出的方向,就是我的未来,勿需一丝置疑。
    如今,年过半百的我愈加晓得,我们学术上的生命,都是老师给的。不过,正因为这种生命,不是身体而是思想上的,所以真正的学术生命不是照着老师的路径依赖,对着老师畏首畏尾,循着老师亦步亦趋。人总要成家立业,真正的老师,是要教着你、望着你去成家立业,给你手艺,给你想法,给你见识,给你空间,给你他所能给你的一切,盯着你去追寻自己的一切。这就是苏老师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告诉我的,老师应有的样子,也让我觉得,做老师这样的老师,有多么值得,多么快乐,甚至多么过瘾。回想起来,老师的教诲,有好多个方面,好多个层次,需要细细地体会和品味。一是花功夫学手艺,而且手艺是从实处练就的。《国外社会学》是苏老师一手创办并坚持十几年的杂志,与《社会学研究》并行成为社会学研究所两大主要期刊。《国外社会学》坚持译介国际社会学当代思潮和流派,是当时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得以汲取营养、给予充分关注的思想平台。苏老师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在这份期刊中,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现象学、年鉴学派、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新功能主义、理性选择学派、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等等均得到过丰富的呈现,哈贝马斯、吉登斯、福柯、埃利亚斯、布迪厄、格尔茨、萨林斯等当代思想家的著名篇章都被译介出来,甚至有些人物和著述是国内最早的引入。另一方面,苏老师将国内各大高校,甚至港台海外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学者,以及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其他领域的学者都聚集起来,为八十至九十年代推动中国社会思想的建设和发展不遗余力,也锻炼出了众多的青年学人,使社会理论成为了一种风行的思潮。可以说,今天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无论理论还是经验的,其思想基础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苏老师可谓居功至伟。
    苏老师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过来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有一次,我兴致盎然地聊起帕瓦罗蒂,没曾想,苏老师呵呵一笑说:“‘文革’前我现场听过。那时候一票难求,我有眼福的。”现在还能想起苏老师当时的神态,是有些得意在里面的。我少不更事,总觉得这些见识都是属于我们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人的,可很多我觉得新奇得妙不可言的东西,老人家早就享受过了。苏老师学俄语出身,俄罗斯的小说、音乐、芭蕾如数家珍,后来通了英文,西欧美国的各类文化也是信手拈来。真是太愿意跟他聊天了,你说的话,他都接得住,再娓娓道来,他说的话,你即便是似知非知,也突然会来了“知”的兴趣和热情。况且,他聊天的动静很大,还时常比手画脚,激情喷张,不被他的磁场吸引过去才怪。
    我常想,若是没有遇到像苏老师这样的学者和朋友,若是没有日常世事中这些欢快的场景,若没有各种各样、色彩斑斓的思考和知识环绕着自己,若是换成了今天年轻人正在遭遇的冷冰冰、阴沉沉、苦哈哈的评估制度,我还会不会选择这样的职业。这并不是说,学问不是件苦差事,苏老师熟读韦伯的书,他必然知道像韦伯那样孜孜以求、踽踽独行的学术道路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他从没有天然地觉得学术研究只是苦行僧们的行当,若是学无所乐,怕是孔子百分之一的想法都领会不到吧。所有跟“老苏”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对人宽厚豁达,为己刚直坚毅。苏老师是极朴素的人,说话从不拐弯抹角,也容纳各种各样的观点,在他面前,我们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可他的眼里也从来容不得沙子,各种机巧的心思、虚荣的欲望都会被他心底直透出来的光亮,照射得全无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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