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纪念馆
张思之纪念馆
姓名:张思之
生辰:1927年11月
民族:汉
忌日:2022年6月24日
地区:北京
国家:中国
    张思之(1927年11月-2022年6月24日),中国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曾经出任“江青四人帮两案”辩护小组负责人。
    2022年6月24日,张思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张思之,1927年生于郑州。1938年,11岁时举家逃难到四川,在绵阳上学。父亲是一名医生,很快在当地建立了名望。16岁,张思之放弃上学,参加远征军,入炮军第五团,属团部特务连,工作是发报,印度驻扎一年多,1945年4月回到昆明。后从昆明离开部队,沿途搭“黄牛”,经两个多月到达重庆,正好赶上八一五,抗战胜利。后又从重庆回绵阳,入三台国立十八中学。这时,张思之还不到18岁。
    195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全优成绩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
    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一年后被划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1972年结束劳改,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
    北京市法院有正院长和副院长所代表的“两个反党小集团”——你说我反党,我说你反党。
    1953年,反高、饶集团时,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号召加强党的团结,各单位都要解决团结问题。法院开了一个月会,“两个反党集团”坐在一起“加强团结”。一个月会期,张思之“死不开腔”。到了最后一天,领导说,你一句话没有讲,恐怕要讲点。他就从七点讲到十二点,整整五个小时。当场就有人“敲边鼓”,说他“讲得太好了”,马上给市委打电话叫人来听。“现在看起来,我当时肯定讲得有过的地方”,而当时的效果是,“得罪了院长”。
    1954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各单位都有一个学习小组,先学习各种文件,再放在自己单位学。张思之是法院的三人学习小组组长。他带着两个组员到茶馆去开会。另两人把他揭发了,他“光荣地成了胡风分子”。软禁在法院地下室(里面有档案呀材料呀,乱七八糟的东西)。几个月后,宣布张思之不是胡风分子,放了出来。其实,张思之“不仅认不得胡风,胡风的书也根本不爱看,胡风的书很难看的”。
    放出来的张思之,还想问“整了我这么长时间,总要讲清楚嘛”。他哪里知道,当时要肃清内部的反革命。接下来就是审查“特务张思之”。因为他参加过远征军,而且是“特务连”。“特务”审了一年。结论是,“经查,张思之不是反革命。”
    张思之这时还有点脾气:“我当然不干了!你们早知道我不是反革命,还要‘经查’,这明明是陷害。”自然,不可能有人给他解释。而猛烈的革命又接踵而至:1957年到了。
    副院长在会上说,可以在院子里贴大字报,但外面不能贴。年近而立的前朝阳学院毕业生,前地下党员张思之问道:既然院子里可以贴,要是有人贴到外面去了,甚至贴到天安门去了,你怎么办呢。问题立即转换为“张思之说要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而上传。于是他成了右派,成为北京律师界的第一名右派。
    右派共分六个级次。张思之不属于很重,第四类:降职降级,被送去昌平县的一个山区劳教。
    从1957年到1972年,经过十五年劳教岁月,张思之戴着右派帽子来到北京垂杨柳二中做语文教师时,已经是45岁了。
    他太珍惜这份工作了。他每天早晨六点骑着自行车去叫学生起来锻炼身体,晚上九点过后才回家。他对学生满怀热情,他的一位学生回忆道,他给学校刻写的蜡板,本来应该由他送去的,但张老师为了不耽误他的时间,坚待要骑车到他家去取。
    他成了北京的模范教师。
    改革开放后
    7年后,即1979年,张思之52岁,有关部门宣布他的“右派分子”属错划。
    最好的青春岁月属于二十二年右派生涯。划为右派之初,他甚至觉得“划得对”:毛泽东同志还有错啊,肯定是我错了嘛。到平反的时候,他不一样了。“开什么平反座谈会,我也不去。”“我一不喊万岁,二不骂娘。”他认为他一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劳改,而是受愚弄”。
    中国律师业早在文革之前,已在反右风暴中遭致毁灭打击。二十多年来,新一代中国人只在电影里看到过法庭辩护的场景。中国的律师制度正待重建。1980年,张思之成为北京律协副会长,同时兼任法律顾问处主任。他玩命地工作。“一天干十五个小时,经常住办公室。”他甚至帮别的律师修改诉状和辩护词,因为“我们的律师文字功夫太差了”。
    张思之
    张思之
    适逢党中央正准备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法律界简称“两案”)进行公审。1980年,司法部指定在北京市要四个律师,组成两案辩护律师组,张思之被任命为组长。在此之前,这位早年受训于朝阳学院的学生,五十年代的老律师,只打过“一个半”官司。第一个是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团来访,要求旁听中国律师的法庭辩护,他受命“表演”了一个抢劫案的辩护。另“半个”是一桩离婚案——办到中途,五七骇浪迎来,他被卷挟而去。
    张思之先被指定为江青的律师,但在会见江青的时候,她声称“不要叶、邓派来的人”,他们一开谈就是绷着的,后来不欢而散。
    接着,张思之被指定为李作鹏(文革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政治局委员)辩护。
    作为“两案”被告的辩护律师,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张思之需要“顾全大局,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这一开始他心里就明白。但是,司法部告诉他,“事实已经全部清楚,定性不能涉及”,张思之说他当时就想,既然这样,“那你还要我们干什么嘛”!司法部还规定,律师做什么,要给审判小组汇报,要经审判小组同意。
    张思之说,对这个要求,他不仅“心里不安逸”,而且“我们硬是没有执行”。最终,他们为李作鹏等人抹掉了起诉书上的七项罪名。以致李作鹏在法庭上作打油诗概括张思之的辩护, [1] 是“边鼓敲几声”,但还“有声胜无声”。
    “两案”里张思之的表现,“令上上下下都满意”。即便今天回头来看,以当时的条件,“两案”的辩护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两案”之后,张思之名满天下,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我那时风光啊!”
    但是,给他带来更大名声的,奠定更高地位的,却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官司。他在1995年,代理《民主与法制》记者董服民被诉“侵权案”;2003年他以76岁高龄代理“郑恩宠”案;2004年代理“黎元江”案。这些案子的影响之广,以致提起它们时不需要再添加注释。
    同时,他广泛介入社会公共领域,积极为公共利益发表意见。他成为了一名广受尊敬的知识分子。
    作为办理过全球瞩目的“两案”的辩护律师,张思之比谁都知道办理这些“必输的官司”的难度。“那是肯定打不赢的,打赢了不是翻天了?”他认为他是在履行一个律师的天职。屡败屡战的结果,是使他赢得了在这类官司中“从来没有赢过一场”的特大名声。
    一连串非他莫属的著名辩护,把张思之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带到了耄耋之年。
    

收藏 创建:2022-06-24 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