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麟的妻子：范绪篯。
谢家麟院士：物理学家的“加速”梦.谢家麟的名字和一系列粒子加速器的顶尖技术连在一起：他曾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量电子束治疗肿瘤的医用加速器、中国第一台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中国第一台对撞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亚洲第一台产生远红外自由电子激光的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以及新型电子直线加速器等多项站在世界前沿的项目。其中，有两项是世界首创，另三项填补了国内重要空白。
1955年初，谢家麟接到美国移民局来信，要他在做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做出决定。他毫不犹豫选择了离境，选择了回国！
“二战”结束后，怀抱着科技救国的理想，谢家麟通过教育部举办的留美考试，获得用官价外汇（约为市场美汇的1/20）出国学习的机会。1947年8月，他登上前往美国的轮船，此时，大儿子亚宁刚出生四个月。但他完全没想到，与妻儿这一别竟是八年。
谢家麟申请的是加州理工大学，因为在国内听说这是所名校，尤其物理系就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坐镇。他用了九个月时间以优秀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但是，他逐渐得知，加州理工大学偏重物理基础研究，而他最感兴趣的偏实际应用的微波物理技术，却是斯坦福大学独占鳌头。于是，谢家麟找到时任加州理工大学校长、曾获诺贝尔奖的密立根教授，想请他写转学推荐信。因谢家麟选修过他的课且成绩出色，密立根教授很高兴地接受了，并在信中称谢家麟是他教过的仅次于袁家骝（两获美国科技大奖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优秀中国学生。谢家麟很快收到了斯坦福大学接纳他的回信。
对此，谢家麟感慨地说，从中得到两点启发：一是允许转系、转科、转学对人才成长十分重要，因为学生很难从求学一开始就十分明确自己将要终身努力的领域和目标。二是，不同大学不应重复雷同建设，一个大学办得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在特定的学术领域能否占据世界的前沿地位。
在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期间，谢家麟崭露出过人的才华。斯坦福大学物理系要求博士研究生每年参加包括笔试和口试的综合考试，名列前茅才能开始做博士论文，因考试难度大，考试日被称为“地狱日”。谢家麟第一年考试排名第四，第二、第三年都考了第一名。博士论文答辩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布洛赫教授在内的答辩小组提出了许多问题，谢家麟出乎意料地解决了一些连教授们也认为是难题的问题，很快就被告知顺利通过。
1951年9月20日，谢家麟终于踏上日思夜想的归国的轮船。他急切地想见到阔别多年的妻儿，想用学到的本领为祖国做贡献，还在时任中科院秘书长钱三强的支持下，采购了一批建立微波实验室所需的器材。然而，轮船行至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时，几名联邦调查局（FBI）工作人员带着一份名单来到船上，将包括谢家麟在内的八名留学生带回美国，理由是根据美国1918年的一项立法，美国政府有权禁止交战国学习科技专业的学生离境。下船后，谢家麟气愤地给白宫打了一个电话表示抗议，但他也深知，“显然这只是幼稚地浪费电话费而已”。
回到美国，谢家麟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执教了一年后，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微波与物理实验室，担任助教。半年后，他被实验室派到芝加哥一家医学中心，独立负责研制一台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能电子束来治疗癌症。他登报招聘到一个退伍的雷达老兵作助理，带着一位50多岁的机械工程师，经过两年多的日夜忙碌，在完全无例可循的情况下，克服了一个个技术难题，终于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使用高能电子束治癌的装置，成为当时芝加哥的大新闻，在美国物理界产生轰动。
恰巧在这时，由于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与美国国务卿杜拉斯交涉了美国扣留中国学生的问题，所以，1955年初，谢家麟接到美国移民局来信，要他在做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做出决定。他毫不犹豫选择了离境，选择了回国！
要吃馒头，先种麦子
“中国过去太落后了，我们要争一口气，发达国家能做的，我们也能做。虽然我们条件不如他们，但是能力未必比他们差。”
回国后，谢家麟开始重新认识和适应离开八年后的新中国。在与家人团聚的喜悦中，谢家麟迅速投身到国家的科技建设。他一边在中科院原子能所工作，同时在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兼职。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当时，他所面临的状况是，如何“在极端落后的条件下，研制世界上最先进的前沿科技装置”。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建造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
谢家麟的妻子：范绪篯、大儿子谢亚宁生活在北京家中。
谢家麟院士：物理学家的“加速”梦.谢家麟的名字和一系列粒子加速器的顶尖技术连在一起：他曾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量电子束治疗肿瘤的医用加速器、中国第一台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中国第一台对撞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亚洲第一台产生远红外自由电子激光的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以及新型电子直线加速器等多项站在世界前沿的项目。其中，有两项是世界首创，另三项填补了国内重要空白。
1955年初，谢家麟接到美国移民局来信，要他在做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做出决定。他毫不犹豫选择了离境，选择了回国！
“二战”结束后，怀抱着科技救国的理想，谢家麟通过教育部举办的留美考试，获得用官价外汇（约为市场美汇的1/20）出国学习的机会。1947年8月，他登上前往美国的轮船，此时，大儿子亚宁刚出生四个月。但他完全没想到，与妻儿这一别竟是八年。
谢家麟申请的是加州理工大学，因为在国内听说这是所名校，尤其物理系就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坐镇。他用了九个月时间以优秀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但是，他逐渐得知，加州理工大学偏重物理基础研究，而他最感兴趣的偏实际应用的微波物理技术，却是斯坦福大学独占鳌头。于是，谢家麟找到时任加州理工大学校长、曾获诺贝尔奖的密立根教授，想请他写转学推荐信。因谢家麟选修过他的课且成绩出色，密立根教授很高兴地接受了，并在信中称谢家麟是他教过的仅次于袁家骝（两获美国科技大奖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优秀中国学生。谢家麟很快收到了斯坦福大学接纳他的回信。
对此，谢家麟感慨地说，从中得到两点启发：一是允许转系、转科、转学对人才成长十分重要，因为学生很难从求学一开始就十分明确自己将要终身努力的领域和目标。二是，不同大学不应重复雷同建设，一个大学办得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在特定的学术领域能否占据世界的前沿地位。
在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期间，谢家麟崭露出过人的才华。斯坦福大学物理系要求博士研究生每年参加包括笔试和口试的综合考试，名列前茅才能开始做博士论文，因考试难度大，考试日被称为“地狱日”。谢家麟第一年考试排名第四，第二、第三年都考了第一名。博士论文答辩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布洛赫教授在内的答辩小组提出了许多问题，谢家麟出乎意料地解决了一些连教授们也认为是难题的问题，很快就被告知顺利通过。
1951年9月20日，谢家麟终于踏上日思夜想的归国的轮船。他急切地想见到阔别多年的妻儿，想用学到的本领为祖国做贡献，还在时任中科院秘书长钱三强的支持下，采购了一批建立微波实验室所需的器材。然而，轮船行至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时，几名联邦调查局（FBI）工作人员带着一份名单来到船上，将包括谢家麟在内的八名留学生带回美国，理由是根据美国1918年的一项立法，美国政府有权禁止交战国学习科技专业的学生离境。下船后，谢家麟气愤地给白宫打了一个电话表示抗议，但他也深知，“显然这只是幼稚地浪费电话费而已”。
回到美国，谢家麟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执教了一年后，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微波与物理实验室，担任助教。半年后，他被实验室派到芝加哥一家医学中心，独立负责研制一台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能电子束来治疗癌症。他登报招聘到一个退伍的雷达老兵作助理，带着一位50多岁的机械工程师，经过两年多的日夜忙碌，在完全无例可循的情况下，克服了一个个技术难题，终于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使用高能电子束治癌的装置，成为当时芝加哥的大新闻，在美国物理界产生轰动。
恰巧在这时，由于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与美国国务卿杜拉斯交涉了美国扣留中国学生的问题，所以，1955年初，谢家麟接到美国移民局来信，要他在做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做出决定。他毫不犹豫选择了离境，选择了回国！
要吃馒头，先种麦子
“中国过去太落后了，我们要争一口气，发达国家能做的，我们也能做。虽然我们条件不如他们，但是能力未必比他们差。”
回国后，谢家麟开始重新认识和适应离开八年后的新中国。在与家人团聚的喜悦中，谢家麟迅速投身到国家的科技建设。他一边在中科院原子能所工作，同时在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兼职。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当时，他所面临的状况是，如何“在极端落后的条件下，研制世界上最先进的前沿科技装置”。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建造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
谢家麟的妻子：范绪篯、大儿子谢亚宁生活在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