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闻慧是大画家黄胄的夫人，黄胄先生以画驴著称。郑闻慧女史曾经是我的同事。那时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尚未分家，两社在一起办公，地址为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我去出版社工作时，出版社还是座王爷府，古色古香。
    现在想想那座王爷府拆除盖了新楼实在可惜，这种可惜是在无知背景下产生的，多漂亮的王爷府啊，本来让保留，可出版社想盖大楼，和相关单位的小头头儿在单位的招待所喝顿酒就允许拆了。虽然这王爷府不是我的，但我依然心痛，事隔几十年回忆起仍隐隐作痛。
    
    四十多年前走进出版社的神圣是今天年轻人感受不到的。今天的世界被金钱弄得乌烟瘴气，好像除金钱以外什么都不够神圣，可那时的社会不是这样，全社会对文学有一种膜拜，一部小说或电影风靡全国是常态，而今天即便一部文学作品铺天盖地也是一种病态。
    
    郑闻慧女史是美术编辑，美术编辑与文学编辑是一条道上跑的两辆车，名相同实不相同。实际上，那时出版社的这两类编辑配比极低，美术编辑还不足十分之一，似乎只是文学编辑附属，负责为文章或图书插图和装帧。我是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郑闻慧是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两社加起来几百号人，加之年龄之差，我们虽在一个院子里工作，可谁也不认识谁。
    很快郑闻慧因黄胄先生身体不佳，就从出版社离开，专心伺候先生去了。我们俩作为同仁擦肩而过，谁也不知道或曰不在意自己的这段历史。直到有一天，我也记不住是谁招呼的我，说黄胄夫人希望见你一面，我就在某年某月某一天前去炎黄艺术馆拜见郑闻慧女史。
    
    这事至少三十年以上了。那时筹办开亚洲运动会，北京北面选了一大块地，兴师动众地建了一些设施，为了配套些文化内容，黄胄先生提议并东奔西走建立炎黄艺术馆，以展示自己的画作为主。不知郑闻慧从哪里打听到我的信息，托人请我去聊聊，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应约前来，她的办公室宽敞明亮，郑闻慧见到我就笑容灿烂地嘘寒问暖，不自主地呈现家长的状态。
    事实的确如此。她比我母亲还大三岁呢，我和她儿子岁数差不多，所以在她眼中，我们都是孩子。在聊天中，她告诉我过去我们是同仁，那时郑闻慧的确用的就是“同仁”二字，而我们这一代人大都称“同事”。
    事过境迁，黄胄先生与夫人郑闻慧女史先后西行，道山汇合，可炎黄艺术馆还在原址静静默守，人走了，灵魂会飞翔；灵魂飞翔，就会有后人翘首以盼，盼望艺术和食物一样融进我们的生活，须臾不可或缺。
    
    2022年12月29日，郑闻慧女史辞世。这一天是壬寅年冬至后八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