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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國

  印度的佛教,從印度本土經帕米爾高原,越過喜馬拉雅山而進入中亞,其間接觸各種不同的風土人情,滲進許多新要素,才抵達漢民族的中國:這一番傳來的過程共經歷了五百年之久。一般都以後漢明帝永平十年(六七年)為佛教初入中國的年代,但是在這以前,依[三國志] (魏略西戎傳注)記載,前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景廬曾從大月氏王的使者口授佛經;後漢明帝之異母弟楚王英(?~七二年)的信奉佛教,一般更認為是史實。當時傳來的佛教,當然也融合了所經地的固有思想。由不同風貌的外來傳道者所宣揚的佛教,要滲透到一直都有儒家此一卓傑思想的中國,並為其接受,勢須花費相當的歲月。  
佛教
 削髮出家、捨親人、不祭祖等進入佛門的要件,已違反了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德性-孝。因此要想使佛教廣佈於中國社會,便非先解決這個問題不可。[一人出家,九族生天]可能就是為了答覆這些最早引起的問題。因而在國家正統學術的儒家思想,與長生不老神仙方術的道教中,佛教是以一種鬼神方術而為中國人所接受。漢人僧侶之出現 最初的佛教佈道者全是外國人(印度及其他西域人),但是在南方到東晉明帝太寧中(三二三-三二五年)允許漢人出家;在北方的胡族國家則因世人所崇奉歸信的神異僧--佛圖澄之建議,而在後趙建武元年(三三五年)允許漢人出家。由是佛教奠定了成為中國宗教的基礎,而逐漸廣泛深入地為中國社會所接受。

坐佛-敦煌328窟

 

  中國僧侶出現以後,過去被看成夷狄神祇的佛教,現在已被統治階級的士大夫們,認為應該隸屬於帝王的統治之下,並且強調沙門也應嚴守相當於中國古典禮法的戒律。嚴守戒律,是要求沙門應以方外之民處於世俗之外,但也認為沙門應向王者敬禮。這個禮敬問題,從東晉桓玄之後便不斷的重覆討論。中國淨土宗的始祖廬山慧遠(三三四-四一六年),是反對論的急先鋒,主張沙門不須禮敬王者。然而中國的佛教還是得依王法的承認才能存在,佛教的存廢常為帝王對佛教的好惡所左右,由此而發生的廢佛事件遂經常出現。這類問題常以儒、佛、道三教論爭而吸引知識份子的注意力。不過,其後以儒家和老莊語句解釋佛教的格義(理論性)佛教和佛教教學的哲學論證,跟以宗教形式滲透入中國社會而以信仰為主的佛教,是完全不同範疇的,這點須注意。
  早期由印度人或西域人所翻譯的佛教經典,由於忽略印度方面佛教教義的發展順序,而將小乘、大乘之經典俱視為釋迦牟尼的話語而傳來中國,中國人接受後也未曾感到任何矛盾之處。中國籍的僧侶出現後,對經典的翻譯開始深切的反省,於足對既譯經典的整理(經錄之編纂),以及經典解釋法等工作便漸漸發達起來。不僅翻譯印度西域語的經典,也出現了許多中國人所撰述的佛典,這些對解釋中國人如何解釋、接受印度佛教,實為一項極有益處的材料。道安及鳩摩羅什 東晉的代表僧侶道安在佛制定的戒律外,還為中國僧團特別制定了僧尼規範,可見當時這個外來的佛教,已逐漸以適應中國人及土地的方式發展起來,道安的規範,也就是後世禪宗清規的前身。
  西域僧人鳩摩羅什(三四四-四一三年)翻譯了許多經典,如阿彌陀經、法華經、維摩經;以他及弟子僧肇為中心的北地教團,因運用神異的傳教法,深得北方胡族的崇信,使得佛教盛行於北方。 南北朝時代的佛教經由社會教化,漸漸地深入中國各地。北方的佛教在各個階層皆盛行神異性的佛教,寺院佛塔的建立以及佛像的塑造也流行於民間,可見佛教的普及。此外,佛教教團在社會福利事業上,也扮演重大的角色。北魏太平元年(四七七年)。



坐姿菩薩像-敦煌328窟

 

  首都平城有寺院一00所,僧尼二000人,到北魏末期,首都洛陽就有寺院一三六七所,而江北全域共有寺院三萬餘,僧尼則多遴二百餘萬。這龐大無比的教團,在社會經濟上已經形成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在南方,知識份子已頗能了解佛教教義,與佛教僧侶的來往,是一般知識份子深引為榮之事,而佛教僧侶也極樂於跟他們交往,清談因而盛極一時。到梁武帝時,江南佛教已臻全盛時期,比如後世在中國佛教的法會中為人熟知的水陸會、施餓鬼會等的起源,傀是武帝時代所肇始的。梁武帝晚年在不幸的遭遇中鬱悶孤寂而死,享年八十六歲。武帝之死,後世儒者認為足信奉夷狄佛教者的末路,而成為攻擊佛教的理據,這點值得注意。 隋唐佛教之大勢
  北周武帝為了實行富國強兵政策,計劃淘汰妨害這種政策推行的佛寺及僧侶。這個廢佛政策,是由當時還俗僧衛元嵩及道士張賓等上書所促成,並令儒、佛、道三教各論其優劣,而於建德三年(五七四年)三月開始強制施行。許多僧尼不願還俗而逃到南方;廢佛政策在武帝死後,由宰相楊堅起意廢除,使佛教得以復盛。文帝的佛教治國政策:隋高祖文帝在統一南北朝分立的局面後(五八九年(,致力於消除漢胡對立的形勢,以吸收南北朝的遺臣,確立國基,所以倡導眾生平等的佛教思想,並以之為根據而推行中央集權政策,這與以前採取儒家德治政策的歷代施政方針,確是有極大的差別。由於民眾大量的捐奉,隋在天下各地的主要都市建了三處仁壽舍利塔,並請學德兼備的高僧從事佈教。舍利塔的建立,不由國家出資而由民眾捐獻,對佛教的滲透民問有著極大的貢獻。
  武帝的廢佛與[末法佛教]之自覺相輔相成,而產生出南北佛教融合的新局面,出現了源出法華經的天台宗(智者大師智顗)或三論宗(嘉祥吉藏)等新宗派,中國人所創的中國佛教已日漸榮盛。智顗使煬帝歸信佛教,煬帝對佛教亦有好感,然而由於中國向來以儒家為正統思想,一旦改行佛教治國,反對勢力必然甚大。因此文帝的意圖沒有順利達成。但足這一股隋代所引起的新風潮,卻由唐代繼承,而產生佛教的全盛期。末法佛教及淨土宗:隋唐佛教的特色之一便是[末法佛教]。佛陀入滅後五00年間為正法期(教、行、證),其後為像法(像似之法唯有教與行)時代,歷時千年,再後則為只有教而無行、證的末法時代,據說長達一萬年之久。




立姿菩薩像-敦煌159窟

 

 南朝梁元帝承聖元年。亦即北朝齊文宣帝天保三年(五五二年),正值佛滅後一五0一年,也就是末法時代的第一年,佛教界中瀰漫著一片濃厚的危機意識。果如預言所料,篤信佛教的君主梁武帝在悲慘的境域中去世,此外又有廢佛事件,佛教界的墮落腐敗則隨處可見。這時候,南岳慧思起而強調這種現象,於是在期待末法之教法來臨時,信行的三階佛法及石壁玄中寺中曇雲、道綽、善導(六一三-六八一年)等一脈相承的淨土宗,遂在中國各地逐漸盛行。 這種深化自我批判,將自我全部委之於阿彌陀佛的口頌佛號之淨土宗,傅到日本後便成為法然的淨土宗,和親鸞的一向宗。教相判釋:與偏重於學問的佛教相對。為符合末法而上場的新宗派,均是以實踐為旨,進行批判佛一生的教言,而主張己派為最優的教相判釋。天台宗約五時八教,華嚴宗約五教十宗等俱是,這些都顯示了中國化佛教的新發展。以四分律為中心的律宗,亦由道宣(五九六-六六七年)奠立南山律宗的基礎。佛教徒本來就很至視戒律,但足那些新興教團為了便於管理,更需進一步去研究律學。道宣此外還有許多著作如[廣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論衡]、[續高僧傅]等。最先把戒律傳入日本的鑑真(六八七-七六三年)亦足南山律宗這一派的人。
  玄奘完成了十九年偉大旅程的玄奘(六00-六六四年)共翻譯了經典七六部一三四七卷,他雖也是法相宗的祖師,但人們知之還遠不如他的[大翻譯家]之名。他所翻譯的新經比起鳩摩羅什的舊譯,文法上顯得嚴密多,也更忠於原典,實在是劃時代之作。此外透過由他的旅行報告[入席曲城記]轉化而來的[西遊記],更使他成為中國的民族英雄,名垂千古。出自玄奘門下的普光等人,還成立了俱舍宗。此外,其門下的另一英才窺基(六三二-六八二年)因言作甚多而被稱為[百本疏主]。玄奘的演講錄都由窺基筆記,因此有人說若無窺基,玄奘之學便不可能如此廣佈。

 

  有云玄奘為窺基講述唯識論時,同門的新羅僧圓測藏在地板下偷聽,因而得先窺基傳述給門弟:這則小故事恐怕足窺基門下的訛傳,但由此也可看出長安佛教界的另一面來。密教:上述唐代各宗派,各以適應時代之姿態。展現出新的風貌而活躍於一時。密教方面,也像以前的請雨經、咒鹵經等那樣,以乞雨、治病用之咒文為中心的雜密廣為人所知,且投合中國人的喜愛,而擁有許多信徒。 興教寺/唐代高僧玄奘,曾歷經艱險四行取經,在發展佛教文化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玄奘去世後先葬於今西安市東郊白鹿原,總章二年(公元六六九年)遷葬於馬陝西長安縣少陵原南原畔,並修寺建塔,唐高宗親題〞與教〞塔額,寺亦因此得名。現寺院內除三座舍利塔利塔外,均為近代建築。
  由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印度僧新傳進來的純粹密教,最後亦因具有道教式之性格而為人所歡迎。不空(七0五-七七四年)在安祿山叛亂時,曾以其咒術的神妙偉力,而得朝野之尊敬。以後,這些宗派傳到日本,仙成為南都六宗與平安二宗。禪宗:最後我們所要談的禪宗,最初是曲曾與梁武帝對答,面壁九年的菩提達摩自印度傳來中國的。禪宗追求的是一種現世自身的[悟],體悟一切眾生均擁有如佛一般清淨的心,而不必靠經典,僅從坐禪便能達其高境。這種否定現實伽藍佛教的禪宗。往往從遠離市囂的山林中尋求根據地。以後當安祿山叛變,會昌廢佛發生,都市中的佛教幾達至全滅之境時,唯獨禪宗仍能以六祖慧能(六三八-七一三年)的南禪作為中心而興盛廣佈至全國,其因便在此。以後禪宗又與深為民眾所崇信的淨土教混合,形成所謂禪淨一致的[中國佛教],而在下一個時代裡大為發展開來。  

 


興教寺/唐代高僧玄奘,曾歷經艱險四行取經,在發展佛教文化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玄奘去世後先葬於今西安市東郊白鹿原,總章二年(公元六六九年)遷葬於馬陝西長安縣少陵原南原畔,並修寺建塔,唐高宗親題〞與教〞塔額,寺亦因此得名。現寺院內除三座舍利塔利塔外,均為近代建築。